有過居委會工作經(jīng)歷的人都知道，調(diào)解糾紛是非常難做的一項工作，因為發(fā)生糾紛的雙方都認為自己有理，所以互不相讓，這就讓調(diào)解人非常難辦，調(diào)解行動常常會以失敗而告終。最近讀到兩段關于民國時期的史料，是兩位學術名家調(diào)解糾紛的故事，讀來十分有趣。
任繼愈先生在《自由與包容》一書中講到了這樣一件事：“傅斯年（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在李莊的時候遇到向達的兒子和李方桂的兒子打架，一個五歲，一個八歲。五歲的打不過八歲的，李方桂的夫人就來找向達的夫人，兩位夫人爭得不可開交。這時候傅斯年看到了，對雙方賠禮道歉，連說：‘你們兩個消消氣，都不要吵了，都怨我。’邊說邊作揖。”一場爭吵就這樣被化解了。其實，無論是兩個孩子打架還是兩位夫人爭吵，都與傅斯年無關、都不應該由傅斯年來承擔責任，但傅斯年為什么要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還對雙方賠禮道歉呢？傅斯年這么做，就是為了消除雙方的怨氣、用自己的態(tài)度感化雙方、使他們不再繼續(xù)爭吵，這種做法無疑是很有效果的。當然，傅斯年這樣做，也有另一個目的：“傅斯年處理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為了尊重李方桂、向達兩位專家，讓他們安心研究，不為家庭瑣事分心。”傅斯年可謂用心良苦，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這個所長是稱職的。
鄭天挺先生曾長期擔任北大秘書長，在北大南遷并入西南聯(lián)大之后，他也一直擔任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倓臻L這個活兒，事兒比較雜，什么亂七八糟的事都得操心，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調(diào)節(jié)矛盾、化解糾紛，這事很不好處理，但鄭天挺先生卻做得很好，受到了各方的交口稱贊。最近在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的回憶錄中看到的一則關于鄭天挺先生的資料，就可以看出鄭天挺先生在處理矛盾糾紛過程中展現(xiàn)出的高超智慧。1940年春，因日本飛機頻頻襲擊昆明，所以，北大在昆明郊區(qū)的崗頭村蓋了一所房子，作為北大校長蔣夢麟疏散之用；同時，在緊鄰的大院里也蓋了七間平房，作為其他北大同仁暫避之用。蔣夢麟先生的夫人陶曾谷女士與北大同仁及家屬之間關系不好，經(jīng)常發(fā)生摩擦和沖突，因此，雙方就都向鄭天挺先生抱怨對方，并提出：在大院與蔣夢麟先生的住宅之間砌一堵高墻，使雙方互相隔絕，以此來避免沖突。鄭天挺先生一聽到這個提議，連忙否決了，堅決不同意這樣做，并分頭做雙方的思想工作，擺事實、講道理，讓雙方取消這個想法，和睦相處。但雙方都很固執(zhí)，堅決要求必須砌這堵墻。鄭天挺先生多次調(diào)解也沒有效果，無奈之下只好同意。于是，鄭天挺先生便找來工匠砌墻。那堵墻很快就砌起來了，但當墻砌到一尺高的時候，鄭天挺先生突然命令工匠停工。雙方便又分別來找鄭天挺，讓他把墻再砌高一些，但鄭天挺卻堅決不肯，于是，那半截子矮墻就橫在那兒，成了眾人的一塊心病。過了半個月，雙方經(jīng)過冷靜的思考，都意識到了自己當初的沖動是不合適的，都羞愧難當，便又都來找鄭天挺，要求鄭天挺把那半截丟人現(xiàn)眼的矮墻拆掉，這正是鄭天挺所希望的，于是，他便命令工匠拆掉了那堵矮墻，雙方從此便和睦相處了。通過這件小事，我們能夠看出鄭天挺在調(diào)節(jié)矛盾時的智慧：砌上一堵墻，不但不利于雙方矛盾的解決，反而有礙觀瞻，反而會更加激化矛盾。所以，鄭天挺一開始堅決不同意砌這堵墻。但在雙方強烈要求之下，鄭天挺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把墻砌到一半就停工，用這半截矮墻教育雙方，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果然，那半截墻砌起來半個月后，雙方都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反而紛紛要求拆除那半截墻。何炳棣先生在講完這件事后，由衷地感嘆道：“只有毅生（即鄭天挺）先生才具有儒、道兩家智慧的結(jié)晶！”
調(diào)解糾紛是一件很難做的工作，但傅斯年和鄭天挺兩位先生卻做得很好，他們的寶貴經(jīng)驗和智慧，對我們后人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