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數(shù)理邏輯以及音樂、美術、雕刻等藝術范疇之外，絕大部分的知識都要藉由文字表達，法律尤其如此。
某些以自然科學為師的社會科學 如經濟學或犯罪學 ，雖然企圖將知識數(shù)學化，但也不能摒除文字的運用。
法律既是社會活動的規(guī)范，應該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照理說，法律知識應也最能扣動人心。
可是我們所知的法律，艱澀難解，不但常常使法律初學者驚怖，使法律圈外人裹足不近，甚至使各法律領域之間交流困難。
法律文字所以難解，可能有人將其歸之于法律的邏輯性與抽象性。但這不能當成借口。
任何一門知識都有邏輯，包括音樂也有邏輯，邏輯不是法律所獨有。
抽象觀念也不是法律獨有，形上學與佛學的抽象性更高，但只要不是文字纏繞不清，都足堪閱讀�！柑K非的世界」處理西方哲學史，卻能普世遍傳，就是憑著作者親切動人的筆觸。
拋開內容不說，法律論述的令人難以下咽，恐怕來自于纏繞的敘述風格。
包括解釋文、判決書或學者的宏論，看似文言，可是論述者的靈魂未必在古典里浸泡過，最多也只能將白話文“的”一字，改成“之”而已。
遇到說理捉襟見肘，就干脆躲藏在奇怪的文言里，例如：“不得不謂其非無責任”。
拒用文言而使用白話，就可以親近讀者嗎？
依我看，純粹的白話如果使用得當，邏輯性可以更強，更無可躲避說理的窘境，但是白話的使用也可能更加纏繞、詭議、迷霧重重；字字清楚，可是字句相連卻成了幼兒學語！
文字的清楚親切與簡潔流暢，關鍵不在于文言或白話，也不在于文白互用，而在于作者的態(tài)度與技巧。
技巧不是渾然天成，而是逐步的學習訓練。閱讀好的文學作品有助于字句的鍛煉，閱讀散文與小說最能直接提升文字的表達。
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現(xiàn)代小說如老舍、錢鐘書、白先勇、王度盧、金庸、李喬的作品，細細品味，除了可以洗刷靈魂之外，都大有益于法律文風的表現(xiàn)。這一點，我自己有深刻體驗。
閱讀文學作品還可以培養(yǎng)膽識，不受制于法律圈內某些毫無道理的論述風格，也不受制于外國的幽靈。
我所見的很普遍的法律論述風格是，十數(shù)行或數(shù)十行的長話，未標句點。長句幾經轉折，句中不見標點，有勞讀者來回思尋，自行分段，至于將要窒息斷氣。
法律圈還有一種奇特風格，在論述里夾雜大量德文，幾乎到了泛濫的地步。
連比例原則、法治國原則、法律保留、人性尊嚴等等，這類人人熟知的概念亦摻雜德文，彷佛德文可以把文章的價值墊高。
再來就是附注里大量的不必要的外文。例如，“構成要件明確性是罪刑法定原則的靈魂”乃常識也，論者卻必須在附注里加上若干德國刑法學者的著作，以壯聲勢。
學者自詡為知識分子，以能夠獨立思考而顧盼自雄，遇到常識卻仍須借外國人的嘴巴說話。
法律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大概是“比較法學研究”，必須大量參照外國文獻，也因此必須摘譯外文。法律論述如果有不忍卒讀，往往也由此而生。
法律人不能將法律觀念的抽象當成借口，讓自己的譯文如同難以啃咬的發(fā)霉硬面包。
文學作品要處理的中外文的互譯，其困難不會小于法律。我在余光中的散文集讀到一段譯語，可供惕勵與學習。余光中稱詩與散文是他的雙目，詩與散文的表現(xiàn)固不相同，但可以相互輝映。
他引了美國詩人佛洛斯特的話：“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譯之如下：“雙目合，視乃得”。原文的押韻與含意，都兼顧了。
余光中的博雅與才性自非常人可比，但法律人忙里偷閑咀嚼一些美文，應該可以稍加改善論述的難以卒讀。
小說的基調是人物的對話，不同人物有其各自的說話語調。紅樓夢的主要角色是官宦世家的兒女，基本上對話內容典雅，可是奴仆之間的對話不可能如此，曹雪芹寫奴仆的對話，自然用了極其粗鄙的語言。這種對話翻譯成外文，是很大的挑戰(zhàn)。
白先勇的小說被翻譯成許多外文，有一群精通中英文的翻譯小組負責其事。一篇小說譯成英文后，白先勇覺得書中要角仆婢的說話走味了，希望全書重譯。小組幾經研討，決定以美國南方黑人的語調翻譯，果然氣韻生動起來。
白先勇小說「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寫早年上海的十里洋場，白先勇為主角取名金兆麗，顧名思義是一絕代風華女子。
這小說翻譯時遇上的第一件困難，是如何將金兆麗傳神的改譯英文。后來喬志高建議翻成Jolie King，抓住了金兆麗這名字的神韻。Jolie 是法文，意為美麗。
好的文學作品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需要費神推敲，文學工作者的精神其實也值得法律人借鑒。法律論述的翻譯只要掌握意義，大致已經足夠，文學作品的翻譯卻需要斟酌更多。
法律論述摘取外國文獻，原非可以避免。理由很簡單。所有法律都涉及國家權力的發(fā)動，刑法、行政法更是如此：法律最幽微之，也正是國家權力發(fā)動的最后依據(jù)究竟何在。
儒釋道的文化傳統(tǒng)，不能提供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思考資源，西方的文化傳統(tǒng)擅長處理這項主題，累積的素材相當可觀，所以足堪摘取。
不過，摘取西方的法律文獻，必須避免受制于外國幽靈，不可中文語法以及識見全受支配。
高行健在一篇談文學與玄學的文章所說的一段話，值得法律人警惕：
我也難以忍受另一種歐化的漢語，將西方語言的詞法和句法不加溶化，生搬硬套納入漢語，弄得不堪卒讀。
首先來自一些粗糙的譯文，隨后又進入到不少文學作品中去，竟被不懂西方語言的某些論者加以提倡，誤認為是現(xiàn)代文風，連病句和文理不通也當作新潮，海閥天空，加以詮釋。
所謂后現(xiàn)代主義，就有這種毛病。
從文學當中習得語法文字的運用，只是末節(jié)，最重要的是習得敏銳與同情，豐富生命。
文學所呈現(xiàn)的意境，才是精觸。這意境是電影難以表達的，也很難由旁人的敘述而完整的呈現(xiàn)，讀者只能自己領會。
「紅樓夢」寫榮寧兩府的富麗排場，再寫兩府的逐漸傾頹，終于敗落，使人深深體會，人們貪享的不過是瞬息繁華。全書表達的大幻滅，就是佛家“空”的思想。
金庸的「倚天屠龍記」，寫武功已臻化境的張三豐：“胸懷空明，早已不榮萬物”，這正是專氣致柔，所以能嬰兒了。
人的意念如同狂墜的瀑布，一個念念相續(xù)的人，卻可以做到嬰兒一樣的不榮萬物，那就是“虛其心”了。虛者，是用之不盡的，是一切事物的終極根源，所以老子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孔子所說的生命至高境界是一種心無掛礙的自在，與佛道所說原是一致。心無掛礙，胸懷空明，所以能夠越出種種牽纏，生出隔離的智慧，有其至極的敏銳與曠達。
文學當然不只是表現(xiàn)佛道思想，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表達基督的博愛思想。羅曼羅蘭將米開蘭基羅、貝多芬與托爾斯泰三個人物融化成「約輸克利斯朵夫」，寫德意志與法蘭西兩個集體心靈，寫約輸克利斯朵夫的誕生、成長、生命坎坷、蜿變與死亡。
魯迅的「阿Q正傳」寫一個低卑小民處處遭人欺凌羞辱，無力抵抗，只能以精神勝利法轉化 阿Q心想，不孝兒子總是欺侮爸爸 ，這個阿Q其實是指整體中國人。
文學要抒發(fā)的情感極其多樣，所要體察的客觀世界也極其遼闊。
文學的雙軸是體物與緣情，這也正是法律的內容。刑法里因果關系的歸咎、正當事由的尋找、罪責的評價 可非難性、期待可能性 ，都要精微的體會生活經驗，合乎中道的把握人心，才能引發(fā)互為主觀的共鳴。
文學呈現(xiàn)生命中的種種難題，讓人養(yǎng)成安靜對晤的心性，醒釀敏銳的思緒，這可能使法律思索得到更高進境。
文學對法律人更重要的意義，還在生命狀態(tài)的轉化。法律的基礎是權利，德文的 Recht 具有雙重意義，既為“權利”亦為“法”。
權利向外追求，單一的接觸法律這個學門，生命狀態(tài)終將不自覺的僵硬，所以法律人也需要向內探索。
法律界當然有許多悲憫的情懷，但我相信有更多得理不饒人的狹隘心靈，離開了法律的話題，生命就變得極其空洞與乏味。甚至于學術文章寫的是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但卻根本沒有心肝。
文學教人向內觀照，可以使生命狀態(tài)開闊，使狹隘心靈有救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