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朱令案中的民意
朱令案，一樁發(fā)生在19年前的校園投毒案，最近一個多月一直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其受到的廣泛關注度及其所激發(fā)的要求重啟調(diào)查的民意壓力，大大超過了當下發(fā)生的其它熱點事件。終于，北京警方在5月8日下午做出正式回應，指出“確有一些案件受偵辦條件限制，礙于證據(jù)滅失等客觀因素，最終無法偵破。對此，希望社會公眾能夠理性客觀看待，尊重偵查工作規(guī)律，理解支持公安機關依法辦案�！�
與北京警方這份要求“理性客觀對待”的聲明相對應，盡管目前缺乏公開的直接證據(jù)認定犯罪嫌疑人，但眾多網(wǎng)民已根據(jù)所了解的各方真假混雜信息，基于案情諸多疑點和相關人士蹊蹺表現(xiàn)，通過常識判斷和自由心證，認定朱令的同學兼室友孫某就是罪犯。民眾的傾向性意見是如此明顯，以至于短短三天之內(nèi)，在白宮網(wǎng)站簽名請愿者就達10萬人，呼求美國政府驅逐孫某出境。
這些群情激憤的做法，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議，批評者直指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不利于法治精神的生長，連岳先生甚至嚴厲斥責此類行為“很低劣、很猥瑣、很冷血”。相反，辯護者則認為，“無罪推定”僅僅是刑事司法審判的原則，民眾就重大案件中誰是罪犯做出自己的認定，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權，體現(xiàn)了起碼的正義和良知，若侵犯了相關者的名譽權和隱私權，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即可。
怎么看待這一爭論？到底哪一方說得更有道理？討論這一問題，離不開對朱令案本身性質的觀察，也需要正視人民對正義本身的正當訴求。在這樣的語境之下，無罪推定或有罪推定之間的分歧，絕不只是簡單的概念之爭。它凸顯了基本立場上的分野：怎樣探究真相？如何實現(xiàn)公正？在拷問公權的同時，要不要尊重私權？到底什么原因在制約著這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朱令案件的事實因各種人為因素，已變得撲朔迷離。簡單案件復雜化，必然激活各種猜測和想象，進而激化不同立場間的沖突。然而，被許多爭論者所忽略的是，他們用來證明自己觀點正確的概念和原理本身，同樣具有相當?shù)膹碗s性，其中涉及的“無罪推定”原則就是如此。
貝卡利亞在1764年的《論犯罪和刑罰》一書中，對無罪推定原則作了一個經(jīng)典定義：“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必惪ɡ麃喬岢鲞@一原則的出發(fā)點，乃是倡導廢除刑訊，尊重人權。但是，無罪推定原則既然是一個法律原則，它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道德呼吁的層面，而應具有法律的可操作性。正是在這一實踐層面，無罪推定原則至今仍然很難確立統(tǒng)一的標準。
為什么呢？這是因為無罪推定原則要想真正落實，離不開證據(jù)制度的完善，需要滿足一定的證明標準。辛普森殺人案之所以在刑事程序中被認定無罪，在民事程序中卻被判有罪，原因就在于二者在證據(jù)要求上的嚴格程度完全不同。朱蘇力教授也曾指出，法國大革命雖然大倡無罪推定，但這一原則并不能拯救那些被認定為反革命的被告。在當時的革命洪流中，單單出身于貴族家庭這一點，就足以構成充分的犯罪證據(jù)。以這一標準論罪處刑，并不能說就違背了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
就我國《刑事訴訟法》而論，大家在討論無罪推定原則時，往往喜歡引用刑訴法第十二條的規(guī)定：“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边@一條當然體現(xiàn)了無罪推定的精神，但該規(guī)定的重點其實在于強調(diào)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無罪推定原則理當貫徹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而不僅僅是對法院的要求。即便在偵查、起訴階段，此原則同樣適用，甚至更有必要適用。因此在朱令案的討論中，有人提出偵查階段適用的是有罪推定，要不如何展開有效偵查云云，這種看法其實并不妥當。
換言之，無罪推定原則并不構成對案件偵查之實質阻礙，也不能因無罪推定而懈怠對案件的偵查。不過這一原則確實對舉證制度提出了不斷更新的要求。進而言之，真正能保障無罪推定原則落實的，恰好是一系列配套的證據(jù)規(guī)則，比如刑訴法第五十三條規(guī)定的“證據(jù)確實、充分”的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jù)證明；（二）據(jù)以定案的證據(jù)均經(jīng)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jù)，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此外還有刑訴法第五十四條所規(guī)定的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等等。司法過程若滿足這些證明標準，自然就符合無罪推定原則；如果違背了這些基本證據(jù)要求，顯然就是違法的有罪推定。
所以，我們現(xiàn)在慣用的“無罪推定”（presumptionofinnocence）這一概念，更準確的翻譯應是“無罪假定”。理由在于，首先，無罪推定包含一套可操作的法律技術，其核心是要有證據(jù)支撐。不夠相關證據(jù)條件的，就必須疑罪從無，假定被指控者無罪。這已成為嫌疑人的一項基本權利，他沒有義務自證其罪。但所謂“假定”，只是法律的認定，并不意味著嫌疑人真的無罪或有罪。其次，無罪推定既然并非道德表述，而是法律原則，故要求產(chǎn)生必要的法律后果，即被指控者免于刑事追究。而在現(xiàn)代法治社會，對嫌疑人進行刑事追究是一種公權，排除了普通民眾進行私力救濟的權力。無罪的假定，只能指所有公共當局都有義務“不對審判結果做出任何預先判斷”。而一般人呢？即便做出有罪的斷定，又能如何？不過是一種道德評判而已。在其根本無法啟動刑事法之效果的意義上，反對普通人對某人進行“有罪推定”，不過是說了白說的廢話。
說到底，法律根本不可能禁止公眾從自己的直覺、認知、常識、感情、立場、利益等出發(fā)，就某個人是不是罪犯做出主觀判斷。尤其是在朱令案這一特殊的案件面前，在數(shù)十萬、數(shù)百萬、數(shù)千萬，乃至數(shù)億的民眾都指認某人就是投毒罪犯的情形下，說其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確實是一種沒有法律意義的概念誤用。圍繞朱令案引發(fā)的一波又一波的公共辯論，本質上關涉的就是一個言論自由的邊界和對象的問題：批判官員和批判普通人的尺度有何不同？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該如何做到尊重別人的名譽、隱私等私權？無論如何，這一點都是不能混淆的：言論自由造成傷害，是一個民事侵權問題，如果違反了刑法，也是涉及誹謗犯罪等具體罪名的問題，而與刑事司法程序中禁止有罪推定的原則毫不相干，二者在適用的主體、對象和法律后果等方面都迥然不同。
在日常用語層面，當然可以用“有罪推定”的說法，來反對那種斬釘截鐵認定他人就是罪犯的主張。但指責者須明白，你選擇的這種用語，也是一種基于道德或政治正確立場的指責。有時候，這種指責甚至是一種自相矛盾。比如，當連岳先生站在精英立場，反感普通人對孫某的有罪推定時，他扣以這些人“很低劣、很猥瑣、很冷血”的大帽，何嘗不是一種甚至更嚴重的有罪推定？他又有多少直接證據(jù)能證明這些人真的低劣、猥瑣、冷血？
實際上，有些人之所以反對普通民眾的有罪推定，不過是在表達他們對于那種非理性的、盲目的、暴戾的民粹傾向的憂慮和厭惡之情。然而，姑且不說這種指責中包含了多少夸大和情緒，至少就朱令案的公共論戰(zhàn)來看，我觀察到的大多數(shù)對孫某持有罪認定的人，并非真的暴力和冷血（不否認有少部分人在這一事件中確有過分的言行），相反，他們恰恰是因為朱令的悲慘遭遇，觸動了內(nèi)心最柔弱的同情和良知，而在正義激情的驅使下，發(fā)出要求公開信息、重啟調(diào)查的訴求。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認定孫某就是罪犯，但平心而論，這種判斷并不離譜和怪異，基本是在常識常理常情的范圍內(nèi)。
我們是要警惕理性的自負，但也要清楚實現(xiàn)正義的不同方式。就像有些人質疑的那樣：“如果那些認定孫某有罪的人錯了，他們豈不是冤枉了一個好人，付出不可挽回的代價？”這一質疑的前半部分很有道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的確有可能出現(xiàn)判斷錯誤。但這一質疑的后半部分實在夸大其詞，民眾又不是有司，他們認定有罪，不過就是一個道德和常識判斷，毫無實體法的效果，而司法的有罪推定，才會直接導致冤假錯案的發(fā)生。這兩者性質根本不同，到底有什么好擔憂的？好像民眾一認定有罪，孫某就已經(jīng)被判死刑了似的。這就是濫用“無罪推定”原則所推定出來的荒唐結論。
我最近正在讀《冤案何以發(fā)生》一書，里面分析了八大理性自負所帶來的錯判錯殺的慘痛后果。但很多人（包括對司法卓有研究，對本書研讀過的何帆先生）似乎都沒有注意到，這本書的中文版副標題為“導致冤假錯案的八大司法迷信”，其中強調(diào)的是“司法迷信”，針對的完全是司法程序中出現(xiàn)的問題，與民眾有罪無罪的認知與判斷毫無關聯(lián)。其實這本書的英文標題說得更加明確，就叫FalseJustice（《錯誤的司法》），我想這已經(jīng)夠能說明司法“無罪推定”和民眾“有罪認定”兩者并行不悖的道理了吧？
言論自由的社會有著巨大的好處，當然也會給人帶來各種各樣的麻煩，但這些麻煩，是自由生活必須付出的成本。更何況，人生很多遭遇，往往從天而降，你躲不過去，你必須承受。朱令案發(fā)生了，不管真正的兇手是誰，作為她的同學，自然都得承受各種誤解、壓力甚至傷害。但是，當批評者行使言論自由權，指責認定孫某有罪的民眾低劣、猥瑣、冷血，是“糞坑的蛆”時，對那些被指責的具體個人而言，難道不構成傷害？在道德的意義上（既然兩者都不可能產(chǎn)生前述的法律后果），這種傷害與可能被冤枉的孫某所遭受的傷害，難道有什么區(qū)別？難道就不嚴重？真正的言論自由，意味著在自己的利益之外，必須尊重和考慮別人的利益。因為沒有誰是絕對正確的。它促使我們看到，利益與生命價值的權衡，也是正義思維的重要考量。對于朱令本人和她的父母，這種不幸如同天塌，不是更令人悲憤同情？為了對抗丑惡和冷漠，公眾迸發(fā)出難得的正義激情，不也是一種彌足珍貴的美善？
是的，常識會犯錯誤，會有代價，常識需要接受合理的質疑。尤其是在言論自由平臺上的常識判斷，更是一個開放和動態(tài)的過程，隨時準備接受新的信息、新的證據(jù)，來修正已有的觀點。言論自由就是一個市場，會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但也只有通過平等自由的言論市場，才能剔除謊言和謠言，不斷抵達我們想要的真相。冤枉人是不對的，但言論不自由的社會，更容易隨意冤枉好人。只有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才可以使人變得更加開明、理性、坦蕩和富有尊嚴，才能為人的自證清白和成長健全，提供最可靠的機會。也只有在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人們才能勇敢言說，理性商談，并為自己的言說后果承擔個體責任。許多認定孫某就是罪犯的人，擺出了依據(jù)，擺明了訴求，并公開實名坦然接受一切質疑和法律指控，包括貝志誠，也大方接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愿意接受警方的調(diào)查，作為參與公共討論的公民，這種理性態(tài)度和責任倫理，難道還不夠？很多時候，過于謹慎的沉默，實際是對惡毫無原則的縱容。
更重要的是，這些常識本就與我們期待的制度公正密切相關，英美法系中陪審團制度的基本理念“讓同等人審判”，不就是要強調(diào)尊重普通人的常識嗎？所以，常識判斷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民意訴求，非常值得政府認真對待并做出嚴肅回應，而不能簡單以一個“非理性”打發(fā)之，更何況其中也許包含更大的理性。朱令案引發(fā)的真正公共危機，正在于此。想想看，如果我們的法治健全、司法獨立、政府具有相當?shù)墓帕�，即便如北京警方的解釋那樣，朱令案最終無法偵破，該案是否還能產(chǎn)生如此巨大激烈的民意反彈？
必須承認，正義是人類面臨的永恒難題，其中沒有也不需要一勞永逸、唯一正確的答案。追求正義的人們，更愿意計較的，其實是如何以認真對待正義的方式來實現(xiàn)正義。別以為當民眾為某種具體正義的落空而不滿時，他們就只關心一時一地的實質正義，他們更不滿的，永遠是強權扭曲司法，特權恣意橫行，而他們更渴望的，則是那看得見的正義，是規(guī)則和程序之下的正義。當社會、政府和人民都習慣于視正義為兒戲，習慣于漠視基本的正義訴求，最終導致的，只能是人心迷茫、信任缺失、規(guī)則敗壞、社會崩潰的結果。寫到這里，我突然更深刻地理解了邊沁的話“嚴格地服從，自由地批判”。這話具有十足的份量，只有從深厚法治傳統(tǒng)滋養(yǎng)出來的思想家才能說出。一個民族的人們，雖然充滿差異，發(fā)出各種批判，卻還能信賴和信服于基本的規(guī)則和秩序，那真是多么幸運的事情。
而我們這里呢？危機有目共睹，為什么卻總是做出糟糕的選擇？為何就不能具備更長遠的制度眼光，順應民心民意，做出真心誠意地改變？難道非要激化矛盾、制造分裂、兩敗俱傷，走向絕路，才肯罷休？我為此而憂傷。北京警方的回應里有言，“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都會盡最大的努力”，我希望如此。正義的缺席，正在于沒人愿意看到希望。這是一個人人都害怕麻煩的國度，因為嫌麻煩，所以為一點點利益，就可以無視別人的苦難和掙扎；因為嫌麻煩，所以連基本的正義，也成了制造麻煩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我珍視那正義的激情。在如此洶涌澎湃的民意面前，如果公權仍然固守維穩(wěn)思維，不思進取、虛以委蛇，甚至打壓倒退，那可真的會把一線的希望，都喪失殆盡。
最后，我想對那投毒者說：“現(xiàn)在全世界沒有，沒有一個人比你更不幸了！”——這話其實是《罪與罰》中那位妓女索尼婭所說的，當時大學生拉斯柯尼科夫終于向她承認了自己的殺人罪行。索尼婭緊緊地摟著他，吻他，渾身顫抖，歇斯底里地放聲痛哭，然后她堅定地說：“不不，我永遠也不離開你，無論在哪兒，我也不離開你！”
一個人，也許能逃過有形的懲罰，卻無法擺脫無形的枷鎖。前者是短暫的，后者卻是永恒的。沒有認罪，也就沒有希望。
來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