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決定一切”是在當今社會上非常流行的一種觀點。對“制度”的信賴是在對“人治”的批判中發(fā)展強化出來的。在反思“十年浩劫”的時候，社會上有一種共識，認為“人治”是造成浩劫的一大原因，而“人治”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特點，中國人必須改變“人治”的思維方式。與“人治”相對立的是“法治”，“法”是由制度規(guī)范的、由“制度”保障的。清官的“人治”是脆弱的，制度才能決定一切。
制度是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學人類學中，“結構”（structure）和 “個人能動主體”（agency）是一對重要概念，是用來解釋人的社會行為的兩個基本因素。杜爾凱姆（Durkheim）和韋伯（Weber）是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他們分別代表了解釋社會現象、分析人的社會行為的兩種傳統(tǒng)。杜爾凱姆是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鼻祖，強調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影響力。他的關于自殺的著名研究，就是論證“自殺”這一貌似個人決定的行為其實是由社會結構決定的。韋伯代表了另一個傳統(tǒng)，他是行動理論（action theory）的鼻祖。行動理論把個人的行動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出發(fā)點，而不是把研究重點放在社會結構上。韋伯強調個人的情緒、價值取向、功利目的，以及傳統(tǒng)對個人行動的決定性影響，把個人置于能動主體的地位。主宰二十世紀初的人類學理論是功能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functionalism），強調人的社會行為是由社會結構功能決定的。五十年代后期，巴斯（Barth）的交易主義（transactionalism）向結構決定論挑戰(zhàn)。交易主義的著眼點是個人的行動，尤其是人們交易行動之間的互動，認為個人是根據自己的意愿來行動的，許多個人行動之間的互動構建了社會。 交易主義在七十年代很有影響力，但也招來了批評。對它的批評主要是認為它有太強烈的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給文化和社會的影響留了太少的空間。
在“結構”和“個人能動主體”的框架中，杜爾凱姆的傳統(tǒng)強調結構決定；韋伯的傳統(tǒng)是方法論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能動主體。其后的各種社會學人類學理論往往在這兩個傳統(tǒng)中徘徊，在徘徊中有時從一個傳統(tǒng)衍生出來的理論會最終滑到另一個傳統(tǒng)中去。譬如，二十世紀中葉的行動理論的重要代表帕森斯（Parsons），他的理論本是從韋伯傳統(tǒng)衍生出來，但他在解釋個人行動的時候，強調社會規(guī)范和社會價值觀對個人選擇的決定性影響，使其理論最終落入結構決定的框架中。博弈理論（game theory）也是韋伯傳統(tǒng)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理論，它的囚徒困境分析卻也在設置假設條件的時候埋下了結構決定的種子。
囚徒困境的結構決定論
囚徒困境是博弈理論中的著名案例，據稱是描述了個人最佳的選擇。許多社會科學，譬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都喜歡使用囚徒困境的案例來做分析。囚徒困境分析的廣泛使用，反映了這個案例所代表的思維方法對當今社會科學的深刻影響。囚徒困境的分析隱含著結構決定論的思維方法。
經典的囚徒困境虛擬了兩個囚徒的“博弈”：警察抓了兩個嫌疑犯，沒有足夠證據給他們定罪，就把他們隔離囚禁審訊。如果兩人都不坦白，兩人都只會判半年監(jiān)禁；如果兩人都坦白了，兩人都會判兩年監(jiān)禁；如果一個人坦白、一個人不坦白，坦白者立即釋放，不坦白者會判十年監(jiān)禁。囚徒困境的分析設置了一系列假設：每個參與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都尋求最大的自身利益，而不關心另一個參與者；參與者都是理性的，并遵循著同一理性，即不選擇會使自己處于劣勢的策略；參與者的決策不會受到任何其他力量的干預等等。在這樣的虛擬結構中，兩個囚徒分析了各種可能的結果，都會做出同樣的理性抉擇：向警察坦白。兩個囚徒的理性邏輯是：一、如果對方不坦白，自己坦白可以立即獲釋，所以應該選擇坦白；二、如果對方坦白，自己也要坦白才能避免重判（十年監(jiān)禁）獲得輕判（兩年監(jiān)禁），所以也應該選擇坦白。
囚徒困境的理性邏輯很完美，但是如果我們去詢問警察，當疑犯處于囚徒困境的結構中，囚徒是否都會坦白。我們得到的回答肯定不會如此簡單。警察會告訴我們，審訊員必須采用各種各樣的攻心戰(zhàn)術，才能使囚徒坦白。警察的實踐和囚徒困境的推理為什么會有差異呢？
這差異來自于人們對囚徒困境中假設條件的忽略。這些假設條件把參與的囚徒都規(guī)定為利己的、理性的、不受外力干涉的。正是這些假設條件刪除了結構中的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使參與者成為完全受制于結構的棋子。這樣的假設可以使問題簡化，可以使問題的結構脈絡清晰，有助于結構邏輯的思維。但是，也為結構決定論埋下了種子。
當人們引用囚徒困境的案例來做各種社會分析的時候，往往忘記了其中的假設條件，把現實的社會活動簡化為下棋，把人簡化為棋子。在現實中，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棋子，而是千差萬別的有能動性的主體。以警察審訊疑犯為例，疑犯千差萬別各不相同，即使在“尋求最大自身利益”的抽象框架下，“自身利益”對于不同的人、不同的能動主體，其內容也會有不同。有的人會把“名聲”“義氣”看得很重，視“名聲”為自身利益的主要部分。有的人的社會處境很復雜很困難，如果出賣同伙而出獄，或者會受到幫派的非難，或者會遭到朋友的拋棄。至于“有理性”，不同人的理性程度也大不相同，有人處事能夠冷靜而理性，有人則非常情緒化。一般來說，能夠控制情緒絕對理性的人是少數，大多數人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情緒化。正是因為人們的自身利益不同、理性化程度不同，警察才需要采取攻心戰(zhàn)術。所謂“心”，就是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這“主觀能動性”不是由囚徒困境的結構決定的。警察的實踐會告訴我們，“心”是直接決定“行”的因素，只有攻擊囚徒的心，使其心動，才能使其坦白。
囚徒困境的特定假設是把參與者結構化，假設闡述的“利己”、“理性”代表了一種標準化的價值觀和行為規(guī)范，以尋求最短刑期為唯一的利己目的的價值觀，以絕對理性為標準的行為規(guī)范。這種標準化的價值觀和行為規(guī)范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忽略特定假設來運用囚徒困境的方法做分析，就會落入結構決定論的陷阱，就會漠視結構中的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
為什么人很容易落入結構決定論的陷阱呢？這大概和人在尋求解釋時的心理傾向有關，人往往渴望簡單、明了、確定的答案，而不喜歡模糊不清、模棱兩可的答案。結構決定論恰好能滿足人的這種心理。結構決定論可以給人明確的答案，什么結構決定了什么結果，簡單、明了、確定。用能動的主體來做分析，則往往會陷入模糊不清的境地，因為主體是“能動”的，影響主體“動”的因素又繁多模糊，主體究竟要“動”成什么樣，難以用簡單、明了、確定的方式來表達。以囚徒困境為例，如果不在設置假設條件時把能動主體簡化成千篇一律的結構主體，困境中囚徒的行動就會千變萬化，這也是警察們在現實中碰到的真實情況。這千變萬化的行動是不能用簡單明了的方式表達的，只能記錄成一個個的審訊案例。
囚徒困境落入結構決定論的窠臼，是通過設置假設使能動主體結構化，這種思路是通向“制度決定論”的一條常徑。此外，把復雜社會行為簡單化也是一條誘使人信服“制度決定論”的思路。
簡單化：巴甫洛夫的狗
當我們討論制度問題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是能動主體復雜的社會行為。制度和這些復雜的社會行為的關系究竟是什么，需要復雜的分析，很難給出簡單、明了、確定的答案。這不符合人求明求簡的心理。為此，許多人會把復雜的行為簡單化，把復雜的行為假想成簡單行為。譬如，在分析人們對增加所得稅的反應的時候，美國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就會下結論說，人們將減少工作時間，因為工作報酬中給人們自己的份額減少了，激勵少了，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就會減少。這是在美國討論增減稅收時常聽到的說法。這種說法把人們在面臨外部變化時要做出的復雜社會行為簡化成條件反射。巴甫洛夫的狗在經過條件反射的訓練后，聽到鈴聲就會分泌唾液。人在經過條件反射的訓練后，也許也會聽到鈴聲分泌唾液。但是在社會研究中，我們關心的不會是分泌唾液這樣的簡單的生理問題，而是遠為復雜的社會行為，起碼應該是“會不會去吃東西”這樣的問題。人在分泌唾液后會不會去吃東西呢？有人是會去吃的，但也有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不會去吃，譬如，要節(jié)食減肥，工作太忙無法分身等等。
在社會研究中，不少人會把復雜的社會行為簡單化為條件反射，把人簡單化為巴甫洛夫的狗，似乎鈴聲一響，狗就會分泌唾液，人就會去吃東西。這種“簡單化”可以和“結構決定”絕妙地搭配：結構發(fā)出信號，參與者產生條件反射的行為回應結構信號。在這絕妙的搭配中，由于參與者的主觀能動性被簡單化為標準的條件反射，所有的參與者都會做出一樣的條件反射的行為，因此人們可以下結論說：結構決定了參與者的行為�！爸贫葲Q定一切”正是順著這條思路發(fā)展出來。
“制度決定一切”
“制度決定一切”、“結構決定論”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尤其是對許多政策的制定都發(fā)生過重大的影響。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國有化、公社化政策，九十年代的私有化政策，都是很好的例子。
當五十年代推行國有化、公社化的時候，許多人都相信一個邏輯：私有財產是私有觀念的根源，如果消滅了私有財產，人的私有觀念就會逐漸消失，就會變得一心為公；在人民公社中，人沒有了私有財產，大家都會大公無私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在公有制的企業(yè)中，人都變成了公有企業(yè)的主人，大家都會一心為公地努力工作。但是二三十年的實踐卻告訴我們，公有制的結構并沒有消滅所有人的私有觀念，并沒有使人人都變得一心為公。公有制結構中的參與者作為能動主體，表現出了千差萬別的行為，有人的確一心為公（譬如王進喜那樣的模范），有人半心為公，有人全心為私。并且，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年代往往也會有不同的行為，在六十年代初私心較少工作努力，在七十年代卻吃大鍋飯不干活。影響這些人行為的因素很多，所有制是其中的一個，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人是非常復雜的，而且影響每個人的因素各不相同，絕不是所有制這一個結構因素就能決定所有參與者的行為。
當“公有制會使人沒有私心”的結構決定論神話被七十年代的現實否定了之后，人們似乎并沒有去反省結構決定論存在的問題，卻繼續(xù)沿著結構決定論的思路創(chuàng)造了另一個邏輯：公有制使人吃大鍋飯使企業(yè)效率低下，私有制會使人努力工作，會提高效率。這個邏輯是推行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時的強力話語、主導說教。私有制真的使人都努力工作了嗎？私有制真的使企業(yè)都提高效率了嗎？實踐中展現出來的現實是非常復雜的。有人努力工作，有人�；祽小Ｓ械乃接衅髽I(yè)高效成功，有的私有企業(yè)低效破產。
除了對所有制制度的迷信之外，對一些政治制度，尤其是選舉制度，目前許多人也充滿了不容置疑的信仰。當看到有些官員只關心自己升官發(fā)財不關心百姓疾苦，經�？梢月牭饺藗冞@樣的議論：“如果這些官是民主選舉出來的，他們就不會這樣了�，F在他們是上級指定委任的，烏紗帽是上級給的，所以他們只對上級負責。如果他們是老百姓選出來的，他們就會對老百姓負責�！备鶕贫葲Q定論的邏輯，制度可以決定誰給出烏紗帽，因此也可以決定接受烏紗帽的人會對誰負責。但當我們觀察現實和歷史，我們會發(fā)現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歷史上有無數的皇帝委任的貪官，他們并沒有對皇帝負責；現實中也有無數上級委任的惡吏，他們并沒有對上級負責。在選舉制度中產生的官員，也不是人人都對選民負責。陳水扁沒有對臺灣選民負責；布什沒有對美國選民負責。假設官員會“對給烏紗帽的人負責”是如同在囚徒困境的分析中對參與者主觀能動性的結構化。假想官員會千人一面地對選舉制或委任制做出反應，是把人簡單化為巴甫洛夫的狗。
究竟是什么東西直接決定了官員的負責行為呢？如果套用警察審訊的例子，那就是“心”。如果一個人不想對授予他烏紗帽的人負責，只想自己升官發(fā)財，在皇帝委任的制度下，他就會想法騙取皇帝的信任來獲得烏紗帽，然后為自己斂財；如果是在選舉制度下，他就會想方設法騙取選票，然后也是為自己斂財。那么，什么東西能影響“心”呢？制度當然能夠影響“心”，但不能完全決定“心”�！靶摹笔悄軇又黧w的一個黑箱，是數千年來人們探索的一個謎。人們可以找出無數的能影響“心”的因素，但至今也沒有找到全部因素。而且就是在找到的因素中，其互動關系也非常復雜，絕不是一個簡單、明了、確定的答案就能概括的。
黑箱之謎
許多學者和政治家都意識到“心”的重要性，并用各種方法來企圖解決這個黑箱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家重視“禮樂”。一方面要建立如“禮”這樣的制度，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像“樂”這樣的措施來深入黑箱教化人心�！岸Y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荀子·儒效》）“禮”是代表制度的行為規(guī)范；“樂”則可以培養(yǎng)人內心的道德感情�！岸Y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保ā抖Y記·樂聲》）獨尊儒術的漢朝，一方面建立了加強中央集權的制度，另一方面強調治理國家應以德教為主，刑罰為輔。
西方近年流行的一個概念“軟權力”也和如何影響黑箱中的“心”有關。與“軟權力”對立的是“硬權力”，“硬權力”多數使用和制度相關的手段，如經濟利益的刺激，法律方面的制裁，軍事力量的干涉等等�！败洐嗔Α币蕾嚨氖侄沃饕俏幕鸵庾R形態(tài)，以征服人心為目標。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使用的是“硬權力”，軍事干涉、制訂杰弗遜式的憲法、舉行選舉、建立民選政府。但是這些“硬權力”并沒有使美國達到影響伊拉克人民的社會行為的目的，伊拉克人并不按制度規(guī)定的規(guī)范去行為。布什伊拉克政策的失敗，使許多人對“軟權力”開始重視起來。
使用“硬權力”比使用“軟權力”簡單，建立制度比深入黑箱容易得多。試想那位審訊囚徒的警察，如果只要建立制度就能使囚徒坦白的話，警察只要把兩個囚徒隔離囚禁，對他們宣布量刑原則，再對他們說：你們進行利己的、理性的、不受外力干涉的選擇吧！然后他就可以坐等他們來坦白。天下大概不會有這樣容易的事情，也不會有這樣愚蠢懶惰的警察。當人們處理身邊簡單的事情的時候，往往不會愚蠢得以為只要建立了制度一切就都可以如愿以償。但是，當人們在設想復雜的事情的時候，反而會一廂情愿地認為，制度可以決定一切。筆者有一位朋友是“制度決定論”的堅定信仰者，如果有人談起企業(yè)一把手的好壞對企業(yè)的表現起關鍵作用，他就會大加批評，認為這是“人治”思維的流毒，堅稱制度能決定一切，只要有了好的制度，企業(yè)就能有好的表現。但是若觀察他在現實中的實踐，卻發(fā)現他未必遵循自己的堅信。他和他的太太在美國經營一個小店，兩人從來不能同時回中國探親，因為他們找不到一個可靠的人來替他們看店。他似乎并不相信他可以在他的小店中建立一個制度，而這個制度能決定一切。相反，他還是要用“人治”，要找一個可靠的人來看管他的店。這位朋友的所為并不罕見，筆者見到許多“制度決定論”的堅定信仰者在雇用家庭保姆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保姆人品是否可靠，而不是去想法建立制度來決定保姆的行為。人們在處理身邊小問題的時候，因為這些問題自己很熟悉，很容易設想制度能起什么作用、參與者的主觀能動黑箱會起什么作用，因此能夠很實際。但在想象大問題的時候，因為不熟悉那些事情，往往憑情緒化的推想，認定某種自己喜歡的制度就一定會產生自己想要的結果，這是很危險的。
能動主體的黑箱最終決定人的行動。能動主體處在社會結構中，制度是結構的重要部分，結構和制度對黑箱有影響，但不能決定黑箱中的運作。黑箱是對學者和政治家永恒的挑戰(zhàn)。建立制度比深入黑箱容易得多，浮躁懶惰的政治家往往相信“制度決定論”，企圖建立制度就萬事大吉。務實負責任的政治家會小心地探索黑箱，想出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影響黑箱。雖然他們不能百分之百地控制黑箱，但是他們會對能動主體的行為有更準確的預測，有更多的影響。當然，有些影響黑箱的方法也可以視作為某種小制度。制定這些具體、微觀、漸進的小制度要比盲目空洞地改變大制度往往能更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譬如，在國有企業(yè)中制定一些質量控制、成本控制的小制度，會比改變企業(yè)的所有制的大制度更能影響企業(yè)員工的行為。但是在當下的“制度決定一切”的神話中，人們的著眼點多數在大制度上，幻想只要改變了大制度，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或者根本不用再在小制度上下功夫，或者小制度會隨著大制度自然而然地生出來。
在結束本文之前，筆者需要特別強調一下，本文絕不是要宣揚“制度無用論”，只是想批評“制度決定論”。目前，“制度決定一切”的話語之聲是很強大的，似乎只要更換一種制度、建立一種制度，就可以解決許多問題，而不是踏實地去思考研究一些能影響黑箱、影響人的行為的具體務實方法。對“制度決定論”的迷信，曾經使中國在五十年代狂熱于國有化、公社化，在九十年代及其后熱衷于私有化。公社化的惡果早已有目共睹，私有化造成的問題也正在引起人們愈來愈多的注意�！澳衬持贫饶芙鉀Q某某問題”，“某某制度將保證美好未來”，這類的制度神話很有吸引力，但也有可能把人誘入陷阱、造成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