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12期
發(fā)布日期：2025-01-1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
中國式現(xiàn)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新的文化生命體”的內涵與特征——基于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視角
摘要：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一重大原創(chuàng)性和標識性概念。就其內涵來說，“新的文化生命體”是指經由“兩個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基礎上所生成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化形態(tài)。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為“新的文化生命體”注入了“魂脈”，使該文化生命體從其開端處便置身世界社會主義的運動之中，把實現(xiàn)人類的自由和解放作為目標，因而被賦予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這一“新的文化生命體”在堅守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根脈”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了對它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推進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xiàn)代轉型。就其特征來說，它在傳承中華文明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總體性特征的基礎上，形成三個具體特征，即文化主體性特征、文化辯證性特征以及文化普遍性特征。 關鍵詞：新的文化生命體 中國式現(xiàn)代化 文化主體性 文化辯證性 文化普遍性 作者吳宏政，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長春130012）。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實體—虛擬”關系——基于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拓展
摘要：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特別是數(shù)字技術驅動下，經濟發(fā)展中實體與虛擬的邊界日趨模糊。雖然部門劃分根據(jù)實際情況不斷調整，但是部類劃分相對穩(wěn)定，可以更好揭示長期的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為了理解虛擬經濟相較于實體經濟的運行規(guī)律，拓展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把虛擬資本作為與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并列的部類，用流量層面的資本運動規(guī)律解析其存量變化，進而構建“實體—虛擬”三大部類資本循環(huán)的流量分析框架；使用投入產出數(shù)據(jù)，構建三大部類表以及反映結構信息和關聯(lián)信息的指標體系，對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實體—虛擬”關系進行經驗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經濟發(fā)展中“實體—虛擬”緊密交織，共同形塑著當前的經濟結構，但虛擬經濟尚處在“擴而未深”的階段，總體來講，實體經濟一直是我國經濟發(fā)展的根基；虛擬經濟“脫實”并不等于“向虛”，當前我國虛擬資本回流實體經濟的規(guī)模較好但結構不協(xié)調風險較大。未來，優(yōu)化虛擬資本回流實體經濟兩大部類的結構、“以虛促實”的系統(tǒng)性治理方案，是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關鍵。 關鍵詞：社會總資本再生產 資本循環(huán) 虛擬資本 虛擬經濟 作者李幫喜，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084）；劉充，劍橋大學土地經濟系博士后；陳亮，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隨著城市快速發(fā)展，原有以推動經濟增長為主導的發(fā)展模式出現(xiàn)較多問題。城市高質量發(fā)展是新發(fā)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城市更新是對既有城市區(qū)域、社區(qū)的干預和改造。一方面，城市更新被視為對城市發(fā)展出現(xiàn)的衰退或破敗等問題的回應，有利于城市空間和經濟的改善；另一方面，城市更新是對文化的傳承和再造，是對社會關系的重整、修復和提升。城市更新的二元論視角存在局限，需轉變?yōu)橄到y(tǒng)論視角，以多層次、多維度的動力和社群機制推動城市發(fā)展。城市容量不應只是空間和經濟的改進，還應包括社會的全方位提升，以更好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推進人民城市建設。我國城市更新基于縱橫交錯的社會互動，以共享社會發(fā)展為根本目標，逐步形成立體的、多尺度的城市空間。 關鍵詞：城市更新 社會動力 社群機制 社會互動結構 共享社會發(fā)展 作者黃曉星，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教授（廈門361005 ）。 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國際商事仲裁體系呈現(xiàn)出此消彼長中的格局變化、技術迭代中的業(yè)態(tài)調整、文化多樣中的制度融合特征。體系變動促使國際商事仲裁制度調適，表現(xiàn)為在維護基本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在公私利益交融的過程中公共政策限制放松，在基于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仲裁機構權力崛起。在大變局背景下，中國仲裁制度也迎來改革契機，改革的推進應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下，克服仲裁過度行政化；在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內在需求下，解決仲裁工具化、行政化和地域化等問題；在參與全球治理中對標國際，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在具體改革方略上，應圍繞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目標健全仲裁制度，以包容性立法完善制度體系，以中立性監(jiān)管保障制度運行，以友好型司法筑牢制度底線。 關鍵詞：大變局 涉外法治 國際商事仲裁 仲裁法 中國式現(xiàn)代化 作者劉曉紅，上海政法學院國際法學院（國際仲裁學院）教授；馮碩，上海政法學院國際法學院（國際仲裁學院）講師。（上海201701）知學、會通與化生：從中國出發(fā)的西方哲學研究
摘要：百年來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總體上始終隱含著“從中國出發(fā)”這一樸素而根本的前提。因為從中國出發(fā)的西方哲學研究，雖然其研究的對象源于西方，但研究的主體和目標根植于中國。以此為出發(fā)點，人們從“知學”“會通”“化生”三個視角出發(fā)，探索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的三個基本方面，明確西方哲學研究一則以“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為根基和先導，二則強調貫通西方哲學歷史與流派，打通中西哲學觀，會通哲學研究與哲學創(chuàng)造之力，三則明確從中國出發(fā)的西方哲學研究最終要實現(xiàn)研究對象在中國語境中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新形態(tài)。這三個方面相互滲透，彼此依存，共同體現(xiàn)出我國百年來西方哲學研究的巨大成就與未來方向。 作者韓東暉，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延安716000）。 摘要：與全球范圍內興起的南方理論和世界人類學思潮相呼應，漢語人類學旨在凸顯漢語寫作和漢譯的重要性，探尋以漢語為載體的知識生產與理論構建的可能。從救亡圖存背景下借鑒多種理論、開展社區(qū)比較和邊疆研究，到反思“文化自覺”與海外民族志等，漢語人類學的研究實踐已有不少重要探索，亟待在理論自覺層面進行系統(tǒng)整理和提煉，并應用于中國及全球社會研究。漢語人類學研究強調以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為依憑，以古今中外一切人類經驗與思想資源為源泉，通過漢語寫作，基于漢語獨特思想資源，實現(xiàn)對全球多樣文化的深刻描述和面向人類現(xiàn)實經驗的廣泛對話。 作者黃劍波，華東師范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上海200241）；趙亞川，西南財經大學社會發(fā)展研究院民俗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講師（成都611130）。 摘要：元倫理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取得顯著進展，但也催生了許多相互沖突的理論流派。以往研究側重于從論證角度理解和解決理論分歧，較少關注直覺在理論辯護中的作用。關于直覺首先需要澄清兩個問題。其一，人們更重視的是哪些核心直覺，體現(xiàn)科學主義精神的直覺，還是反映反道德虛無主義的直覺？其二，直覺在理論辯護中發(fā)揮何種功能，它為理論提供結論性辯護、初定辯護還是初步辯護？研究者在元倫理學早期普遍認為直覺提供的是結論性辯護，倚重某一類直覺的理論通常會排斥或忽視另一類直覺，兩者處于對立狀態(tài)；進入中期開始認為直覺提供了初定辯護，試圖通過某一類直覺來解釋甚至消解另一類直覺，兩類直覺進入相互理解的過程；到了后期則認為直覺提供初步辯護，逐漸展現(xiàn)出兩類直覺的相容性，并進入相互接納階段。 關鍵詞：元倫理學 直覺 結論性辯護 初步辯護 初定辯護 作者葛四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武漢430072）。 摘要：質形論是亞里士多德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深刻地影響了后世哲學的發(fā)展，成為中世紀最具統(tǒng)治力的哲學理論之一。然而，伴隨著近代科學革命的興起，這一理論逐漸被“打入冷宮”，甚至直到20世紀末，對于它的關注也以歷史研究為主導，如哲學史或思想史。令人驚訝的是，質形論近年來重新得到哲學家的青睞。作為一個獨特的理論選項，它在多個哲學領域，尤其是形而上學和心靈哲學中經歷了復興，甚至被認為是解決不少核心理論疑難的鑰匙。批判性地考察當代心靈哲學中新興的質形論，勾勒其復興的背景、動機和內容，有助于探究它們的意義、局限及其與經典質形論的關系。 關鍵詞：亞里士多德 新亞里士多德主義 質形論 心靈哲學 作者程煒，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暨哲學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資本主義的成長和發(fā)展是近代早期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基本事實，對世界歷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資本主義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歷史學者進行分析和批判的工具，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在雇傭勞動、資本積累、商品生產、世界市場等方面的論述，是研究過去五個世紀世界歷史的重要的理論指導。歷史學需要宏大敘事，要圍繞資本主義成長發(fā)展的線索來理解和認識近代早期世界史。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適合成為構建近代早期世界史宏大敘事的框架。 作者俞金堯， 南開大學世界近現(xiàn)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天津300350）。 摘要：“五帝時代”指古史傳說中夏代以前的中國上古時代。通過對“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戰(zhàn)”等重大歷史事件的考古學實證，基本可推知五帝時代具有真實的歷史背景，從4700多年前延續(xù)至約4100年前，前后經歷三個時期，大體自軒轅黃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始，歷顓頊時期，最后是帝嚳、堯、舜、稷、丹朱、禹等。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五帝時代中華文明已邁過起源和形成之時而進入初步發(fā)展階段，大概已有統(tǒng)治范圍可能涵蓋黃河流域大部的跨區(qū)域王權國家的萌芽。此后以“禹征三苗”為契機，長江流域也被納入國家版圖，夏王朝初步“一統(tǒng)”的格局正是在此基礎上得以建立。 作者韓建業(y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100872）。
責任編輯：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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