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經濟學批判：追求經濟的“政治和哲學實現”
摘要：政治經濟學是關于社會財富的學問，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以政治經濟學作為反思對象的哲學批判程式，它既是思辨的政治經濟學，也是一種更為深刻的社會存在論追問，其要義是追求經濟的“政治與哲學的實現”。馬克思曾把“政治經濟學”表述為關于“市民社會的解剖學”，而把“政治經濟學批判”直接作為《資本論》的副題。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思想穿透力和實踐變革力，其獨特優(yōu)勢在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始終堅持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互動的傳統(tǒng)，對經濟所關涉的思想維度、政治維度以及歷史價值維度的偏重，使得單一的經濟學分析視角，直接轉入綜合系統(tǒng)分析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優(yōu)勢學術資源中，從而使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在考量物質生產力發(fā)展和社會財富運動的同時，對追求歷史進步和人類解放亦給予高度關注。?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 譜系解讀 哲學在場性?
作者張雄，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上�！�200433）。
2. 心性多樣論：心身問題的一種解答
摘要：已有的心身問題研究忽視了心在樣式、構成上的多樣性和性質上的差異性，誤把心當作一個東西或單一體或單子性存在，從而對心的本質作了片面的把握。心和身一樣是矛盾復合體，包含形式多樣、性質各異的心理個例和樣式，因此要揭示心的本質，必須遵循從個別到一般的認識路線，先全面考察各種心理樣式、個例及其性質，再以此為基礎概括它們的共性和心的一般本質。在揭示心身關系時，既應重視不同心理樣式、個例與具體的身體構成的關系，又應探討作為整體的心與身的關系。就本體論地位而言，諸心理樣式既享有第二性的、亞實存的存在地位，同時又在存在方式和程度上有重大差異，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由此，心身之間的關系至少涉及四類：作為整體的心與身的關系，整體的心與體內諸構成要素的關系，諸心理樣式與身體諸構成部分的關系，諸心理樣式與作為整體的身的關系。?
關鍵詞：心身問題 心理樣式 心性多樣性 本體論地位?
作者高新民，華中師范大學心靈與認知研究所教授（武漢 430079）；劉占峰，哲學博士，海軍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武漢 430033）。
3. 努力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的分析
摘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我國縮小收入差距、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所在。通過分析2006—2013年的中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發(fā)現中等收入者的規(guī)模近年來在27%—28%左右擺動。根據測算，到2020年，如果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兩番，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翻一番，可以初步實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格局”。為此，需要確保居民收入增長快于GDP的增長，繼續(xù)大規(guī)模減少貧困，著力解決和改善大學畢業(yè)生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yè)狀況，同時也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穩(wěn)定物價和房價，緩解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壓力。
關鍵詞：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者 橄欖型分配格局?
作者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 100732）；朱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732）。
4. 農民上樓與資本下鄉(xiāng)：城鎮(zhèn)化的社會學研究
摘要：在“統(tǒng)籌城鄉(xiāng)”模式帶動的城鎮(zhèn)化進程中，成都市以政府主導、資本介入的方式推動了農民集中居�。ā稗r民上樓”）與農業(yè)的規(guī)模經營（“資本下鄉(xiāng)”），不但改變了“三農”的面貌，也推進了城鄉(xiāng)一體化的進程。將這種模式放到中央與地方、國家與農民、政府與企業(yè)這三對彼此聯系的關系結構中進行考察，并將其與中國正在經歷的高速城鎮(zhèn)化的歷史進程聯系起來，可以看到政府、資本、農民在這個過程中的得失損益和當前以“土地經營”為中心的城鎮(zhèn)化模式的問題所在，以及轉向“以人為本”的城鎮(zhèn)化的歷史必然性。
關鍵詞：城鎮(zhèn)化 城鄉(xiāng)統(tǒng)籌 農民集中居住 國家與農民關系
作者周飛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 100871）；王紹琛，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5. 房地產經濟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
摘要：運用統(tǒng)計和國民經濟核算理論和方法，對房地產經濟的范圍和內涵進行科學界定，在此基礎上從房地產開發(fā)投資、房地產生產和房地產消費三大領域系統(tǒng)完整地定量分析房地產經濟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結果表明：房地產經濟合理增長對國民經濟健康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房地產經濟增長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穩(wěn)定增長。為了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穩(wěn)定增長，應保持房地產經濟的合理增長。
關鍵詞：房地產經濟 國民經濟增長
作者許憲春，國家統(tǒng)計局高級統(tǒng)計師（北京 100826）；賈海，國家統(tǒng)計局固定資產投資統(tǒng)計司高級統(tǒng)計師（北京 100826）；李皎，國家統(tǒng)計局固定資產投資統(tǒng)計司高級統(tǒng)計師（北京 100826）。
6. 論國家治理商數
摘要：國家興亡，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治理商數的高低。國家治理商數簡稱“治商”，系以商數形式衡量國家治理水平的數量指標，其數值是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能力與國家治理成本的比值，其性質為量化治理、循“數”治國思想和技術的“合金”，其先進性在于內核為邏輯和運算所打造，其科學性為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平臺所保障。創(chuàng)制國家治理商數，是從經驗式、試驗式國家治理向量化科學治理轉變的技術性支撐和基礎性工程，其理論和實用價值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進程中尤為重要。國家治理商數可應用于以下領域：對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實現量化管理；作為判定我國在2020年是否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衡量標尺”和“核心標志”；編制各國治商報告以掌握治理領域國際話語權；編制國內各地治商報告以促推治理水平精進。
關鍵詞：國家治理 國家治理體系 國家治理能力 國家治理成本 國家治理商數
作者江必新，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長沙 410083）；邵長茂，中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長沙 410083）。
7. 口供治理與中國刑事司法裁判
摘要：作為客觀現象的口供依賴在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成為諸多問題之源。歷次修法雖努力改進，卻一直未能走出治理模式固化、治理策略悖反、治理心態(tài)矛盾的困境。立足于對口供依賴進行功能分析、文化解釋以及現實考量的多維解說，從法官角度展開再闡釋，作為身體治理與思想治理媒介的口供，在慰藉心理、規(guī)避責任的背后，更重要的功能在于補強刑事裁判合法性。刑事裁判合法性重塑與口供治理的協(xié)同推進，將會改變既有治理主體與被治理者的關聯方式，對現行封閉式刑事司法治理模式產生沖擊，進而促動中國刑事司法治理發(fā)生轉型。
關鍵詞：口供依賴 口供治理 刑事裁判合法性 治理轉型
作者李訓虎，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副教授（北京 100088）。
8. 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fā)展的深度影響
摘要：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應從語言變革對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fā)展的深度影響這一視角，呈現一部作為語言藝術的中國現代文學發(fā)展史。中國現代文學是以“五四”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語言變革為起點的，這場語言革命以及其后各歷史階段的文學語言變遷，對包括形式在內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發(fā)展都產生過深度影響，從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fā)展、演進和主要特征形成的內在根源。深入探討語言變革與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fā)展的互動關系及其規(guī)律，不僅能揭示語言變遷所營構的普遍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語言環(huán)境，而且能發(fā)現包括文學體裁和文體形式現象、作家的文體選擇行為、文學作品的形式特征等歷史成因，能對五四白話文運動及其后的一系列新的文學形式和文體現象，作出準確的闡釋和評價。這有利于更好總結中國現代文學形式發(fā)展的經驗，并為我們當今文學形式的發(fā)展找尋歷史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文學語言 語言變遷 中國現代文學 文學形式演進
作者朱曉進，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 210097）；李瑋，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南京 210097）。
9. 命篇與命體——兼論中國古代文體觀念的發(fā)生
摘要：文體觀念的發(fā)生是中國文體學史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問題。雖然其研究有多種路徑，但最直接、最重要的是從語言形式內部入手，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研究命篇與命體之發(fā)生進而研究文體觀念之發(fā)生。命篇與命體是文體觀念發(fā)生最重要的表現形態(tài)。篇章的出現是文體產生的基礎，篇章意識的出現可以視為文體觀念的萌芽。命篇標志了篇的獨立，反映了古人對篇的內容、結構等方面的認識，是文體認定與命體的前提，命體是文體觀念發(fā)生的標志。從先秦到漢代，文獻的命篇與命體從無到有，呈現越來越明晰的趨勢，但仍存在文體分類的模糊性與諸體命體進程的不平衡性。命篇與命體標志著文體觀念的發(fā)生，它既是中國文體學史的起點，也是其理論雛形和理論基因，對中國文體學發(fā)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命篇 命體 文體觀念
作者吳承學，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州 510275）；李冠蘭，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廣州 510275）。
10. 中國近古時期“里”制的演變
摘要：以地方志為主的存世宋元文獻中關于農村地區(qū)基層組織的記述，呈現出一種極為復雜的格局，但絕大多數作鄉(xiāng)—里編排。及至北宋中期，從前代承續(xù)而來的鄉(xiāng)里制已被廢棄，實際運行中的鄉(xiāng)村基層組織逐步鄉(xiāng)都化，所以文獻記述與制度運作之間出現了落差。從唐入宋，鄉(xiāng)村基層組織作為聯戶組織、以一定人戶規(guī)模建構起來的唐代鄉(xiāng)里體系，隨著歷史演變發(fā)生地域化與聚落化的制度蛻化，其中地域化是主要方向，結果是業(yè)已普遍蛻化成為地理名稱的某鄉(xiāng)某里等被地方志編纂者作為一種地域標識體系記載下來。入宋以后，帝制國家出于管理需要，重新組建的鄉(xiāng)管、鄉(xiāng)都等聯戶組織，則因其尚不夠穩(wěn)定，無法用以標識地域，在記述中被忽略了。這一由制度蛻化引發(fā)的議題，當屬歷史文本與史實之間復雜關系的典型案例。
關鍵詞：鄉(xiāng)村基層組織 地域化 歷史文本 制度蛻變
作者包偉民，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