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濤急，輿情鼎沸，民間更是喊打喊殺之聲一片。和戰(zhàn)兩難，進退維艱，專業(yè)人士自有判斷。在下身役法學，此刻只想就其逸出效應，自外圍作法政哲學的背景梳理，而為邊疆政治和國家理性這一當下難題提供純粹理論而非策論之思。畢竟，此事牽連南海、中南海和太平之洋，三水相連，一處比一處水深，哪里是隨便說說的。
一、“四喜四憂”：需要降溫
此次國內(nèi)輿情開放，或者，有限度開放討論南海問題，甚不尋常。央視第一頻道晚間黃金時段設壇連線，八方名嘴，唾沫橫飛，念經(jīng)賭咒，以常識應對問題，聚攏了一般百姓的心，讓萬萬人看花了眼。而據(jù)在下體認，恰恰是此等官方姿態(tài)和民間輿溫，反倒讓人感覺事到如今，別再煽風，適當降溫吧。
因為，其間纏夾著“四喜四憂”也。
第一，喜的是當下中國，雖非鐵桶，卻為輿情嚴緊管控之邦，而南海風濤事關邊疆政治、國家利益及其政治正確之大是大非，牽連于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居然容忍公開討論，甚至主動采取公共討論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訴諸公共理性，可堪訝異者也。諸位，以中國之大，轉型關口，問題成堆，“壓力山大”，單挑此事說事，這本身就非尋常之事，耐人尋味之際不免讓人浮想聯(lián)翩。什么時候“中央”電視媒介就國人揪心的政體改革討論過？從來沒有過嘛！至于宗教和族群政治，民間反抗與知識界的異議，同樣迫在眉睫，同樣事關邦國大端，也未曾如此陣仗地訴諸傳媒嘛！雖則如此，此時此刻，居然單就也僅就南海問題公開討論，見仁見智，敞一個小口子，不管怎么說，總是好現(xiàn)象呀！
但是，這同時也恰恰是令人憂慮之處。因為經(jīng)此討論，媒體火上澆油，民族主義發(fā)酵。民族主義本身是中性詞，而為一切成熟國族之必要立國理念，但門檻較低，似乎人人皆能插嘴，這便魚龍混雜了。草根不明所以，逞匹夫之勇，終不能應大局，史有明鑒。況乎以當今之世態(tài)，神州虎狼環(huán)伺，民族主義時刻蓄勢，卻不能囂張，本不是什么高深大道理。否則，壓力之下，情急之際，雙方均無轉圜余地，整個政治層和知識界政治盲動，則局勢失控，臺上臺下皆非，上臺下臺都難。那時節(jié)，一尺水翻作一丈波，外人隔岸觀火，坐收漁利。
第二，喜的是此次討論表明，政學兩界，一般民眾，對于國家利益邊界的自覺前所未有。比諸“火紅的歲月”動輒勒緊褲腰帶“支援亞非拉”，將這個島送給此君做禮物，讓那個島予彼公為飛地，徜徉于虛矯的世界主義烏托邦，而了無國家利益自覺，這股“南海潮”引發(fā)的公開討論，說明邦國政治成熟多所提升。因而，對于國家利益的自覺，就是文化自覺，也就是政治自覺，而有助于政治成熟，表明“現(xiàn)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和國族心智成長，至此算是有點眉目了。凡此自覺，為成熟的政治社會和文明國族所不可或缺，也是“先成熟起來”的國族所昭示于天下者也。一日無此自覺，一日難言國族的政治成熟，終究是懵懂而脆弱的，經(jīng)不住折騰。而折騰，始終是國家間政治的恒常主線。君不見，這大千國際，一種國家自助體的錯綜體系，哪天不在折騰！人性乖謬，人世滄桑，人生有常而無常，有以然哉，期以然哉，不得不然哉！
但是，喜憂聯(lián)袂。這不，正是在此，鑒于刻下政體，雖說“黨指揮槍”，但軍方坐大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而一旦軍方在此掌握話語主動權，利用輿情逼迫當局有所動作的話，就大局而言，未始為福也。少說，也是軍費之大幅提升也。實際上，最近幾年，多多少少，中國已經(jīng)于不知不覺間被拖到軍備競賽的軌道上了。歷經(jīng)一百多年七代人奮斗，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經(jīng)濟改革紅利，究竟如何分配，我想，軍隊不甘置之度外。國家成長到這一步，利益邊界拓展了，客觀上也需要具備相應的軍力，以護持這來之不易的果實。除此之外，尤有甚者，此番官媒大張旗鼓，連篇累牘，實予人產(chǎn)生有意將公共視線自“中南海”移至“南中國�！敝�，就更是憂之所在了。雖則本心并非如此，而效果如此，恐怕怨不得別人如此揣度也。
第三，喜的是南海潮涌凸顯大國成長，已經(jīng)到了讓遠鄉(xiāng)近鄰們不得不正視的地步了。的確，中國現(xiàn)在是大國了，不是區(qū)域性大國，而是全球性大國。這個人均GDP全球排名在一百開外的國家，經(jīng)磨歷劫，踉踉蹌蹌，終究是成長起來了。無論全球話題抑或地緣政治，沒有中國的參與，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權勢與責任齊至，集體尊嚴與尊嚴政治意識隨之水漲船高。體量大，一動一靜，容易招風。周邊小國產(chǎn)生了嚴重的不安全感，實乃情理之中。此為事端，亦為緣分，而恰恰是用力所在也。
憂的是和戰(zhàn)兩端繼續(xù)齟齬，長此以往，恐會造成國內(nèi)的政治分裂。實際上，官民之間，軍政之間，知識界和民眾之間，乃至于左和右之間，“普世”與“地方”之間，此脈線索仿佛滋長，已有端倪�！吧缯摗边B連，總是無風不起浪。臺島政治弊在族群分裂，大陸若因此事造成政治分裂，則得不償失。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國內(nèi)輿情告急，國際逼迫太甚，可能迫使中國提前攤牌，而情形似乎是有人盼著中國提前攤牌呢！——畢竟，攤牌是早晚的事，但在還不到攤牌的時候就讓你攤牌，這便為難了。
第四，喜的是南海問題年來日顯，中菲黃巖島之爭直接面對面歷時將近半年，不管是媒體、策論家們，還是知識界，其發(fā)聲，其思考，表明中國的智識力量，以凝聚公共理性的方式，大踏步登場。實際上，晚近十年里，網(wǎng)絡空間的誕生催生了一種新型議政方式，而這也是漢語思想的錘煉方式，更是提煉中國的國家理性的絕好良機。不管是專司國際政治的專家，還是一般外援的知識階層，其所展現(xiàn)的智識力量，集思廣益，影響著官民兩界。這便是大眾政治時代的輿情，也是一種平庸時代的政治情貌，優(yōu)劣一體，喜憂俱在。尤其是一般民眾，嚷嚷，很大程度上其實是跟著智識界、傳媒和思想界的調子走，只是他們未必意識到自家所受的影響罷了。
憂的是知識界也好，傳媒也罷，雖說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漢語思想的智識力量，但卻存在著學理準備嚴重不足，依然欠缺政治成熟的問題�！纾氈�，國際法通常只是妥協(xié)政治的產(chǎn)物，至多，一種情境性的國際道義，萬不可完全等同于人類普世公義。而且，公義與否，還要看是否切合邦國利益。十一段線還是九段線都講不清楚，光嚷嚷“自古以來”如何如何，何以應對？以義憤應戰(zhàn)政治，恰恰是大忌。國家間政治是道德力所不及之地，馬基雅維理早已有言在先，洋人就是照此導師訓誡行事的。由此，對于海洋法與國際政治的精深研究，對于區(qū)域政治和地緣關系的專家級人才的培養(yǎng)，爭得話語權，漢語文明依然有待努力。老美對于《京都議定書》的拒斥，堅持美國大兵任何情況下不受國際刑事法庭管轄等等，無不基于一己私利，而骨子里則以國家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這一國家理性原理相撐持，哪怕由此撕破臉皮�！斎唬稚嫌信�，才敢也才能不惜撕破臉皮。
二、“國際維穩(wěn)”：政府危機與政權危機
手上牌不多，要頓時拉下臉來攤牌，就比較困難了。菲律賓小樣兒，不懂這個道理，急了，不奇怪。相較而言，總體來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接近于做得最好”，但也不過是以“拖”字訣應對，就在于希望藉由“大國的成長”，慢慢地、自然而然地獲得主動權。據(jù)專業(yè)人士言，不說十一、二艘，如老美，就是三、五艘航母往那兒一擱，誰還能怎么著。而航母如同水母，同樣不是一天就煉成的。因而，刻下中國在展現(xiàn)政治意志上有所作為，已經(jīng)給予世界為了捍衛(wèi)核心利益絕然不惜一戰(zhàn)的印象，但卻又似乎不具絕然堅卓之政治決斷力與軍事決心，動機和結果皆在于此，甘苦雜陳。
說到底，在“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兩相互動的視野下，這里面牽扯到一個轉型時段的“政府危機”與“政權危機”的問題。中國今天之所以奉行“國際維穩(wěn)”（仿效國內(nèi)政治中的“維穩(wěn)”表述），因而，南海熱應該降溫，就在于百多年的中國轉型到了關鍵時刻。換言之，“中國問題”所包含的發(fā)展經(jīng)濟－社會、建設民族國家、提煉優(yōu)良政體和重締意義秩序等四大指標，程度不等，均逐步多所兌現(xiàn)，尤以政體轉型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照目前勢頭來看，不出太大意外，此事可望于一代人時間內(nèi)，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完工。因此，除非萬不得已，不能隨意打斷這一進程。正是在此，一日轉型未完，雖然政府秉具合法性，卻難言政權的正當性，則風雨飄搖之憂戚，如同日頭下必有陰影，總在心底盤桓。相比而言，但凡完成這一現(xiàn)代政體轉型的國家，無論歐美諸國，還是此刻正處發(fā)展進程中的其他亞非民主國家，其政權的正當性高枕無憂，怕的只是政府危機。存在政府危機，卻無政權危機，使得此類政體伸縮空間較大，轉圜余地相對較多。因為，從整個邦國立言，大不了換一個政府接著干就是了。不管怎么換，政權在那兒立著，倒不了，不用怕。相反，則只能維穩(wěn)，無論在國內(nèi)抑或國際。
說白了，今天中國不僅存在政府危機，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們尚未完成政體的現(xiàn)代轉型，尚未建立起標領正當性的優(yōu)良政體，因而，政權時刻處在深刻的危機和危機恐懼當中。所謂優(yōu)良政體，不外乎“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普世模式適當予以中國化處理后的形態(tài)。中國現(xiàn)在犯難的是此，而非彼也。這是百年老帳，不是一夕淺疾，有待接續(xù)努力漸恪其功�？滔轮苑钚小皣H維穩(wěn)”，但也不敢放手實施，就在于搞不好不僅政府危機凸顯，更要命的是政權危機降臨。而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也是為何三水相連，一處比一處水深的原因所在。今日剖析南海的邊疆政治，不能無視這一重要的背景因素，蓋國內(nèi)政治和國際政治、國家政治和國家間政治，原是聲氣相連，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矣！
三、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的確，世界正在考驗成長中的中國的政治意志，到了一個關口。這里，把背景再往深里伸展伸展，回瞰一下“現(xiàn)代中國”民族國家及其國家理性的成長歷史，有助于我們審視別人家的考驗，擺正自己如何作為“正常國家”的位置。
在本文語境下，晚近一個半世紀，略分三段。自鴉片戰(zhàn)爭到1945年，一百來年，是朝貢體系解體，中國作為弱勢后發(fā)國族奮求生存的階段。“救國建國”蔚為時代主題，救國必引致建國，建國需要建政，“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于是登場。有人說，“救國”從來都是一個偽命題，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小日本侵占了半個中國，難道是要將黃種人從白種人的鐵騎下解放出來？自由主義教條滑落至此，夫復何言。話題收回來，在此時段，中國是所謂世界體系的陌生人和受害者，同時逐步了解、適應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這一世界體系。二次大戰(zhàn)后中國蔚為“世界五強”，為此象征，也僅僅是象征。但是，只要一天存在“反帝反殖”，矢言“解放全人類”，就意味著并未屈服，也并不完全認同這一體系。人家先走一步，早已坐大，憑實力說話，沒辦法而已。
從1945年到2008年，算是又一個時段。其間，可以分為前后兩段。前一時段大約止于1980年代初期，角色類似于此前，后一時段逐步轉化為既有世界體系的接受者與適應者，進而，以列寧主義政體搭上國際資本順風車的二合一形態(tài)，成為現(xiàn)有世界體系的受益者。不過，搭便車搭到現(xiàn)在，做大做強，別人似乎警覺日甚，不安日深，提出的要求和制約之意便也就不再遮掩。當然，也無可奈何，雙方都無可奈何。
“2008”以后，是第三時段。隨著某種“中國之世界”時代的來臨，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正以世界體系的塑造者角色進入大國博弈，話語權日益凸顯，隱伏的矛盾漸多。有關氣候變化的談判，就是適例。說是塑造者，不如說是“共同塑造者”。當今之世，早無一家獨斷獨行的可能性了，就連老美也不例外。
在此情形下，今天的中國似乎多少有點像是1898年美西戰(zhàn)爭前夕的樣子。那時候，美國崛起，歐洲列強似乎不太樂意接納，可也無法不承認，還在考驗這個新興邦國的政治意志。最后，沒辦法，年輕的老美一仗打下來，將現(xiàn)在的南加州、弗羅里達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等地全部吞并，悉數(shù)攬入懷抱，奠定了自己作為世界強國、甚至頭號強國的地位。不妨說，美國的頭號強國位置早在1898年的美西戰(zhàn)爭后已然奠定，“二戰(zhàn)”結束不過為此舉行了正式的加冕禮罷了。當年的西班牙早已淪落，年輕的美國拿它開刀，最終完成了大陸擴張，既展現(xiàn)了政治意志，又不會有太大風險，運氣好，它抓住了運氣。中國現(xiàn)在或許身處“美西戰(zhàn)爭”前夕，倘若哪一天沒轍真要打一仗，最好的效果是類似于此，數(shù)十年后人們寫回憶錄說這一仗打得好；假若戰(zhàn)敗，哪怕是平手，其于中國成長的負面影響，怎么說都不過分。此事說易行難，手上有權，需要決斷的主兒，此刻肯定比我們?yōu)殡y。
朋友，瞻前顧后，五百年泱泱，“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到了嘛！
四、邦國生存的國家理性
此一最近時段，就是中國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建構趨于完成期，同時，是國家理性的成長和成熟期，也是恢復自己的世界性大國的歷史時刻。因此，邊疆政治的背后，是生存政治、生命政治和尊嚴政治的邏輯，更是世界體系中權勢轉移的邏輯。十六世紀以還的地中海文明，以“權力政治”與“權勢國家”為現(xiàn)代國家接生，國家理性流轉四方，為此張本。不想世事輾轉，此情此景，于當今世界再度原形畢露�！岸�(zhàn)”后世界暫時擺平了，如今正在新一輪擺平的進程之中，好一個春秋戰(zhàn)國。在此情形下，處理邊疆政治，重塑世界體系，不能忘卻生命政治和生存政治的邏輯，所當持守的是也只能是所謂的“國家理性”。
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的一點是，當年霍布斯們老辣，將即將現(xiàn)形人世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看作“政治生命體”，其以自我保存和利益最大化為主題，將“生命的自我保存就是正當性”當座右銘，由此區(qū)隔“國家政治”與“國際政治”兩界。國家政治講正義、講道德、講普世價值，奉守公民理性；國際政治講利益，講現(xiàn)實，難講道德，或者，是道德不及之域，因而，其所奉守的是自衛(wèi)原則和政治現(xiàn)實主義，甚至是所謂的“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其實，這就是“城邦之外無政治”的希臘政治智慧，其之一脈綿延，而有所謂“政治止于水邊”的戒條。以“政治是眾人之事”為憑，是不明此間區(qū)際的懵懂。倘若非要將此推展至國家間政治，則可期待而無把握，是懵懂的平方�？垂�，國際政治從來都是霸權之爭，權勢的較量，無政府的預設下，以邦國利益邊界的最大化為鵠的。所以，誠實的自由主義者面對國家間政治，或者，國際政治，從來同樣都是清醒而誠實的政治現(xiàn)實主義者。否則，自由主義了無理論張力，難擔治平大業(yè)，便一無是處了，也太小瞧它了。這不，如同方家所言，民族主義從來都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隱蔽命題嘛！那么，何時圖窮匕見，不再隱蔽呢？就是邦國利益受損之際。想一想當年大英帝國議院上下矢口開戰(zhàn)，決議“懲罰”滿清，便知道此種懵懂是多么可笑而可憐了。
此種老到成熟，還表現(xiàn)為它的“虛偽”。《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即曾坦承，美國人不喜歡權力政治，因而，在公開場合他們常�！耙宰杂芍髁x的口吻”談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訴諸理想主義術語�？墒�，一旦關起門來，自家人說體己話，“籌劃國家安全政策的精英們卻滿口權力語言，而不是什么法則”，秉持的是現(xiàn)實主義行事方式了。不僅如此，老美全球行事粗蠻，卻口口聲聲真理在手、道義在肩，將對手抹黑為邪惡、野蠻之徒，動不動要將他們“炸回舊石器時代”，可事實上，為了達成目的，他們自己同樣無所不用其極。顛覆、暗殺和戰(zhàn)爭，能用什么用什么。這也就是為何深諳此道中人不免喟嘆，“道義”啊“道義”，其實在國際政治中難能發(fā)揮作用，甚或，最好排除“道義”之思，才是常態(tài)，重復的也不過就是馬基雅維理們、霍布斯們早已言之諄諄者也。
這樣說并非意指老美如此，別人應當同樣如此，更非是說只有老美如此，別的人皆家風清白。毋寧，只是想說，在國際政治的“霍布斯體系”、“格勞休斯體系”和“康德體系”之間，存在著萬水千山，道不同不相為謀呢！將康德愿景誤以為當下現(xiàn)實，不待人笑，當先自笑；以“道義”為國際政治開藥方，未得人悲，恐已自悲矣！
五、實力政治與文明國家
上面說到近世地中海文明和國家理性，牽扯到近代政治和世界范圍內(nèi)的權勢轉移問題，有必要多交待兩句。依據(jù)歷時性敘事，就世界各主要民族國家來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誕生史經(jīng)歷了從“權勢國家－權力政治”，到“憲政國家－憲法政治”，再到“文明國家－文化政治”等三大演進階段，講述了一部有關“富強、民主與文明”的章回故事。
其中，馬基雅維理－博塔羅時代以降直至黎塞留專權、俾斯麥鐵腕統(tǒng)一德國、俄國的強力擴張，所謂“地中海文明”時段，民族國家由雛形初現(xiàn)而逐漸完型，其總體追求的是所謂“權勢國家－權力政治”。英、德、俄的建國歷程，均將“實力政治”的國家理性故事演繹到登峰造極。其間，大約自博丹倡議開始，為美、法革命所率先實踐，“憲政國家－憲法政治”作為一種被逐漸把握著的人類理念，進而作為一種歷史存在，慢慢浮現(xiàn)，并終于在兩百年間獲得了自己的肉身，成為一種“理想國家類型”。由此，國家不僅意味著“權勢國家－權力政治”，而且是權勢國家與憲政國家的合一，以憲法政治與權力政治分別因應“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此后，“文明國家－文化政治”觀念漸顯，國家理性命題由此拓展了自己的視域，不僅意指國家本身應當成為涵育文明成長的最佳基本單元，而且，必須是一種文明共同體，并由此成為一種國民空間和全體公民的共同政治家園。同時，它意味著國家必須著力于人類知識、文化和思想的建設，而偉大的國族無一不是挈領人類認識未知世界、發(fā)掘普世價值的引擎，從而自然享有文明主導性與文化領導力。不是霸道，而是王道與文化，致誠天下，始為偉大國族。由此，國家理性提供的是從“為何要有國家”，到“如何才有國家”，而終歸于“國家應當為何”的連續(xù)、綿密的致思進程。
當今之世，地中海文明肇始的“權勢國家”與“實力政治”依然健在，并沒退出歷史舞臺，甚至于叫囂于東西，隳突乎南北�！獓H舞臺從來憑實力說話，近代中國于此保有深重歷史創(chuàng)傷記憶。與此同時，“憲法政治”與“憲政國家”命題蔚為普世價值，中國缺這一課，正在補，有望補上，實際上，臺島已然補上了。進而，以“文化政治”與“文明國家”標榜公民共和主義，而以公義為鵠的，漸成正派社會與良善人生。對中國來講，此為愿景與目標，有點眉目，慢慢終究要完型的。
在此需要關注的不是它們的線性發(fā)展，而是其間的糾結。例如，共同體意象恰與“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相對立，標榜的是公民共和主義，而以公義為鵠的。但是，與此同時，此種共同體格局卻又為“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所當追求，并靠它去實現(xiàn)，否則，至少就“國家間政治”而言，“權勢”何來？靠什么來維續(xù)？另一方面，借用流行詞，“文明國家－文化政治”及其所塑造的共同體局面屬于所謂“軟實力”，作為硬實力的“權勢國家－權力政治”恰恰不得不依恃于它，在當今世界，恐怕更是須臾不可離開它。其他種種，所在多有，概可類推。
據(jù)此歷史背景和理論線索，再來看“國際政治”，事情就清晰多了。即以《國際海洋法公約》為例，源于所謂的77國集團的主張，其實基本上是在西方國家主導下擬定的，其他國家逐步加入，似乎成了普世公理。其實，哪有那么簡單。其間涉及的一個法理問題是，既為條約，大家可以自行決定參加與否，也可以修訂。能否如愿修訂，就看有沒有朋友吆喝支持，同時，有沒有實力動用修法提請權了。置此情形下下，法律話語權的背后是政治話語權和文化解釋權，關聯(lián)道義與實力雙方。
沒有朋友不行，假朋友不管用，酒肉朋友可能壞事。中國搞“上合組織”，費力不少，基本屬于雞肋�？擅髦请u肋，還得要搞。否則，吃什么。這便再一次說明，朋友之道，關聯(lián)道義與實力兩面，缺一不可。此為國家理性，雖不過是它的區(qū)區(qū)末端而已。
六、小結
總之，南海是表象，是枝節(jié)，是肘腋；中美互動才是本質，是主干，是心腹。中美互動良好，各有所需，彼此依賴加深，則小國可乘之隙少，覬覦之心也會有所收斂。而為了平衡中美互動，則需做足中俄、中歐、中印、中日和中非、中伊（伊斯蘭世界）關系的功課，手上才有牌出。聲東而擊西，圍魏方可救趙。若要其承認中國的亞洲強權地位和世界戰(zhàn)略地位，手上無牌，僅只維穩(wěn)了事，終究不濟事。因而，此時此刻，若將眼光既非聚焦于中南海，也不放在太平洋，卻全力凝視南中國海，恐怕聲東卻未能擊西，因小而失大矣！這一切不是別的，就是所謂國家理性，而面對國家間政治和國際政治這座大廈，國家理性而非天真的“政治乃眾人之事”，才是開門的鑰匙。“芝麻！芝麻！”一喊就應。如同在國家政治層面，奉守“政治乃眾人之事”，以公民的福祉為天條，乃不二法門，不能有絲毫含糊。
近世中國百年，變法自新，救亡圖強，三句話最足以表征時代精神。一是中西交匯之初、古今之變最烈之際，張之洞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二是轉型肇始，民國初立之際，孫中山先生之“民族，民權，民生”綱領。三是晚近鄧公提綱挈領之“發(fā)展是硬道理”。上下五百年，今日面對這南海、中南海和太平洋，三片肆虐之汪洋，在下體認，還是這三句話最到位，最管用，似乎也最關情。至于是不是、能不能“和平崛起”，或者，什么“科學發(fā)展”，不是自己一家說了算的事情。
而千言萬語一句話，朋友，說到底，發(fā)展是硬道理。打還是不打，就看你手上有沒有這個硬道理，包括優(yōu)良政體這個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