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嘉賓：孫國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法學理論博士學位點建立人
中國法學會名譽理事
朝陽大學校友會會長
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第一期研究生班畢業(yè)
特邀嘉賓：韓大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
林 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
趙曉耕：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點 評 人：馮玉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法學博士
時 間：2009年年5月20日（周三）14：30
地 點：明德法學樓815會議室
主 辦：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黨委
承 辦：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團委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學生會
林 嘉：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下午好。今天下午是我們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第一講的講座，可以說也是我們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系列講座的一個開講儀式。這也是我們法學院60周年院慶的系列活動之一。大家知道，明年是人大法學院60周年院慶，在院慶活動的籌備過程中，法學院決定要搞一系列的活動，其中就是要有一個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的系列活動，也會編寫人大法學院60年的院史的發(fā)展史。這個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知道，人大法學院走過了60年的歷程，這也是一個非常不平凡的很值得我們去驕傲、自豪的一段歷史。這段歷史可以說和我們今天人大法學院取得的成績都有密切的關系，因為人大法學院的成績是我們人大法律人、法學院的師生們一代又一代不斷努力的結果。今天我們這個講座，我們邀請到了著名的法理學家，也是我們人大法學院的資深教授孫國華教授做第一講的講座，首先歡迎孫老師。
今天出席我們這個講座的，還有人大法學院院長韓大元教授，法制史教研室主任趙曉耕教授，法理教研室馮玉軍教授，經濟法教研室的楊東教授。還有團委書記鄭小敏。首先請韓大元院長講話。
韓大元：為什么法學院和法學院黨委組織口述人大法學院歷史的講座，剛才林嘉教授都講了，我就不講了。我們生活在人大法學院，工作在法學院，法學院就是我們的共同體，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要了解共同體的歷史，這樣才能追求和信仰共同體的基本價值。如果你不了解共同體的歷史，也不會產生對共同體的自豪，也不會產生因自豪而產生的使命感。為了迎接明年法學院成立60周年，我們法學院就組織了這樣一個有意義的講座。今天是第一講，為什么請孫老師給我們講第一講，至少有這樣幾個原因，孫老師是我們法學院第一屆的研究生畢業(yè)的，習近平來我校視察的時候，孫老師的畢業(yè)證就在我們的陳列館，蓋了三個章，黨委書記的章、副校長的章和校長的章，他問我為什么要蓋三個章，我也不了解，說第一屆比較重視。孫老師也是我們的奠基人，孫老師也是第一次給中央領導講課的教授，給當時的胡耀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們講法治。中央法治講座孫老師是第一講。當然孫老師學術上的貢獻就不必講了，從今年開始到10月份，我們會不定期的舉辦這樣的講座，希望我們法學院的老師們、同學們共同來感受我們人大法學院、回顧人大法學院，共同來展望人大法學院未來的發(fā)展。
謝謝大家。
林 嘉：下面請孫國華教授做講座。
孫國華：林嘉同志、大元同志和我說，讓我擔任第一講（的主講人），我感覺可能我在法學院的歷史稍微長一些，我是第一屆研究生，但之前我就在人民大學，而且對人民大學法律系成立的過程，從朝陽學院被我華北人民政府接管成立中國政法大學，我一直在這里。人家說是三門的學生、干部，我就一門，我就沒出過這個門，一直到現在。整個的過程我都是經歷過的，當然是不是記得那么清楚，不知道，但是這個過程我是經過的。我想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就義不容辭地來了。但是時間很緊，最近答辯，好多的論文要看，很多的東西我不看材料想不起來，來不及寫，我就寫了一個主要的東西，這些素材，給大家匯報一下，有些需要再去訂正一下，核實一下，再去研究一下。
我的題目是《我所了解的人大法學院60年》。但是我著重的要講一講前30年、特別是文革前的17年，因為后30年在座的各位都比較了解了。
我先講一下人大法學院是人民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人民大學是有它的光榮歷史的，那也是我們人大法學院的歷史。人民大學是陜北公學的延續(xù)。陜北公學是1937年7月到1939年7月。之后1939年7月到1948年8月，這個時間比較長，是華北聯(lián)合大學。期間1945年11月到1948年8月，晉冀魯豫邊區(qū)也成立了一個大學，叫北方大學。華北聯(lián)合大學是晉察冀邊區(qū)的。1948年8月，北方大學和華北聯(lián)合大學合并，成立了華北大學，時間不是太長，是1948年8月到1949年12月。人們理解華北大學好長，實際上是把華北聯(lián)合大學的那一段也算進來了。到1949年12月就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大學，人民大學一直到現在。
而在陜北公學、華北聯(lián)合大學或者華北大學、北方大學的階段，基本上是短期的學習，吸收青年學生，包括中學生，沒畢業(yè)的、畢業(yè)的大學生都來，而且歡迎大家來，來了就可以入學，學習革命的理論、抗日救國的方針、政策，改造思想，分配工作�；旧鲜沁@么一個形式，干部學校，學習三個月、六個月、多則八個月。華北聯(lián)大、北方大學也分科，有政治學部、社會科學部、文藝部、自然科學部等。華北聯(lián)大在政治學部一度曾設過法政部，北方大學好像還分得細一點。要知道陜北公學也好，華北聯(lián)合大學也好，北方大學也好，華北大學也好，實際上都是一個綜合性的“面向進步青年的社會性大學”。所以我們人民大學一向是這樣的，各方面的人來，然后有分有合。魯藝合并到陜北公學來了，各方面的人才都結合進來�？梢哉f工農文理醫(yī)都有。像現在的理工大學實際上是我們原來延安分過來的�，F在什么音樂學院是從華北大學分出去的，戲劇學院、舞蹈學院都是、外交學院、外貿學院，都是從人民大學分出去的，實際上我們是“母機”，我們的法律系也是起了“母機”的作用的，現在的包括北京大學法律系、西南、中南、華東，都是我們這里培養(yǎng)的老師、干部出去的，基本上都是這樣。
現在說一說中國人民大學是怎么辦起來的。北平剛一解放，1949年的1月31日，我去西直門那里迎接解放軍先頭部隊入城，在西直門換崗，解放軍有六七十號人進城住在鐵獅子胡同一號，我們一直陪著他們走，一路唱歌，那個場面是很感人的。第一次看見我們的軍隊，很感人的。我們的部隊很精神。
解放前，我在朝陽大學學習，也叫朝陽學院。因為從193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有一個指示，你要叫大學必須有三個學院，因為朝陽只有政治系、法律系、司法組、經濟系，還不能成為一個大學，只能夠一個學院，所以從1937年朝陽大學就改叫朝陽學院了。我在司法組學習，解放那年正好3年級了。實際上在朝陽那三年我并沒有很好的學習，主要的精力是搞學生運動了。本來我是不想學法律的，我是想學音樂的，因為要考一個公費的，司法組是公費的，我和我的好同學（喜好音樂的）說好了，第二年就轉到北師大學音樂。但是第二年我走不了啦，進步學生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我在學生運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就不能離開了，就一直留在那里。
我群眾性的工作、學生會的工作做得多，引起了敵人的注意，二次上黑名單，第一次（47年“5.20”）沒有抓走，第二次48年“8.19”抓走了，在敵人的監(jiān)獄里關了四個月。那時候以為解放很快，二三年就出去了，但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四個月北平就解放了，我們在監(jiān)獄里聽到大炮聲就扭起秧歌了。
解放之前，傅作義和平談判有一個條件，要對政治犯給予一些保護，他們就讓我們取保釋放了，學校愿意做這個工作，把我們�；貋砹�。出來之后就是“迎接解放”，成立了一個學生聯(lián)合會，還是原來學生自治會那樣的，把學生組織起來迎接解放。如：我?guī)е犖榈轿髦遍T迎接解放軍先頭部隊入城、散發(fā)傳單、保護要害部門等，我們都組織起來了。這個時期，我們朝陽的校友和教授，有的已在華北人民政府任職，如：華北人民政府法院的院長是陳景昆，他是教刑法的教授，在此之前到了延安。據說此人很有意思，他見到毛主席說，搞政治靠你，搞法律靠我了。這個人是進步的，日本人投降以后，在中山公園有一次和特務打起來，他挨打了，后來到了延安當了華北人民政府的法院院長，副院長是賈潛，也是朝陽畢業(yè)的校友。還有一些人，第二處（管法律教育）處長兼華北司法干部訓練班主任的是陳守一，后來是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當時華北人民政府的主席是董必武。董老是很懂法律的，在老一輩的革命家里，董老是很懂得法律的，因為他是前清秀才，后來又留學日本學法律，是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參加共產黨也一直從事法律工作，他很懂法律在建國、治國中的作用。因此進城之后要接管朝陽（學院），華北人民政府就派來三個干部：陳傳綱（后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李化南（后來到了西南政法大學當了教務長）、王哲（人大法律系任副系主任）。他們三個來了之后，依靠地下黨，當時我們地下黨還沒有公開，七一以后才公開的。我們的公開身份是學生聯(lián)合會，把學生組織起來進行學習，成立了“學習隊”。陳傳剛宣布，“你們參加學習隊就是參加革命了”，要忠誠老實，一個月不許回家，交代問題，歷史問題、社會關系、家庭情況等等。這個過程當中說明，華北人民政府就要接管朝陽，就把朝陽接管后，成立新的大學。這個過程中，華北大學在北平大量招生，華北革命大學，就是在西苑這里，也是短期訓練班吸收學生。我們很多學生很多參加華北大學去了，有的參加革命大學，還有去南下工作團。南下工作團第四分團就在朝陽的院子里，很多同學都參加了。我當時也想參加，我要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組織上不同意，組織要接管朝陽，把我留下來，辦些具體事，如我們找原朝陽的秘書長辦手續(xù)，都是和我王舜華去的。
接管朝陽后，馬上就到“七一”了，毛主席發(fā)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那時候好多民主人士就來了，如、沈君如、柳亞子、郭沫若和陳毅同志等都來做報告。接管了朝陽之后，要成立中國政法大學�；I備的過程一直到七、一以后，十、一以前中國政法大學基本上就緒了。三個部一個研究院，一部的主任是陳守義，這是老干部短期學習，從解放區(qū)的政法機關調來的，短期學習，原來說是三個月；二部主任是王汝琪，她是王昆侖的妹妹，王昆侖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重要負責人。王汝琪也是陳傳綱的夫人，這兩個人都是上海的進步青年，之后到了延安，又從延安回來的。陳傳綱任秘書長，校長是謝老謝覺哉，兩個副校長，一個是李達，李達是武漢大學的教授，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還有一個副校長是左宗綸，他是朝陽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一個校長，兩個副校長，一個秘書長陳傳綱，還有一個秘書長我記不清了（于烈臣—孫后記），是負責后勤的。一部是短期學習，二部是比較長一點的，是原來朝陽學院的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學生，又招了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學生學習。三部是原來朝陽學院比較年輕的低年級的學生，又招了一些年歲小的來學習，比如張晉藩教授（現為中國政法大學的終身教授），就是那個時候招進來的。
這樣一部、二部、三部加上新法學研究院（這是把學習過舊法的先生們組織起來學習、改造思想的一個機構）。因為當時的認識是這樣的，毛主席連續(xù)寫了《別了，司徒雷登》、《歷史唯心觀的破產》等文，批判民主個人主義，認為有些人崇美的思想比較嚴重，要改造思想。為什么朝陽老一些的教授沒有來后來的人大呢？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或去了新法學研究院，或去了華北大學，或如那個時候教民法的曾志時回廣西了，據說后來教中學去了，也不教法律了，當時人們對舊法有簡單、片面的看法，現在看來確有一些問題，最明顯的是看“廢除《六法全書》確立解放區(qū)司法原則的指示”。這個文件，從政治上看是對的，從法律上看，批判舊法觀點也是對的，舊法觀點是法律超階級、超政治，執(zhí)行法律，不要黨的領導，管你黨不黨，是法律形式主義，缺乏群眾觀點。但是有一句話說得過頭了，“蔑視一切舊法”。而且要求用這種精神教育我們的干部。蔑視，如果說在戰(zhàn)略上要藐視，我看那還是對的，但戰(zhàn)術上應當重視呀。這里有一點對舊的法律文化的輕視，這個思想后來發(fā)展發(fā)展，越來越嚴重。我們沒有經驗啊，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啊，這個怪誰呢？我看大家都有份。當時大家都是一個思想，要新啊，我們要和舊的東西徹底決裂，你沒看把城墻都拆了嗎？都是那個思想。
新法學研究院，加三個部，第三部的主任是冀貢泉，是冀朝鑄的父親，原來山西大學法律系的主任，他在美國住了很多年。他說：“誰說美國沒有臭蟲，我還被臭蟲咬過呢”。圖書館的館長是關世雄，是原來在朝陽大學教外語的，地下黨員。接管了朝陽，在十一以前，基本上就緒了。參加開國大典我是領隊。開國大典后，王汝琪同志讓我寫總結，我當時不會寫，但是寫得很樸實，記載了許多具體事，可惜文革期間這個總結被抄走，丟失了。這個時候，中國政法大學的開學典禮是11月1日舉行的，朱德總司令來了，好多人來了。因此還留下些問題，比如說咱們的潘靜成老師，他在十一以前就考進來了，可是發(fā)榜發(fā)在十一以后，算不算他十一以前參加工作的？這個事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報紙登著你是十一以后，可是你十一以前來了。還有就是宮世相同志，他也是二部的，也有這樣的問題。至于參加“學習隊”的那些人，因為陳傳綱講過一句話，“你們從今天開始就參加革命了”。文革后王汝琪老太太為這幫人專門寫了報告，組織部批了，這些人算離休。
中國政法大學成立半年不到，到1949年11月，中央就有要辦中國人民大學的意見了。1949年11月劉少奇寫信給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提議以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及王明、謝老的中國政法大學三校合并為基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12月11日做出決定，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并中國政法大學，從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抽調部分干部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這個時候學生已經畢業(yè)了，短期學習都畢業(yè)了，沒有學生了，革大要結束，那里的干部可以調。像我們系的楊化南同志，都是那里抽過來的，包括胡錫奎付校長也是從那調來的。
這樣決定了成立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并沒有全合過來，合過來的是這樣的。校址（即原朝陽校址）交給人大了，圖書館交給人大了，工友或者職員都到人大了。二部、三部到人大了。三部就是人大最早的法律系，二部是人大法律專修科。教授到人大，因為剛才說的那個原因，原來北京的這些大學，尤其法學院，教授基本上是兼職的，各校很少有自己專門的教授，而且這些教授都要改造思想，參加新法學研究院。只有一個地下黨的關世雄，他來人大了。還有是陳傳綱，他是原來的秘書長，來人大當了黨委辦公室主任。還有二部的王永琪來了。原來政法大學的二部、三部，從朝陽大學學生里，像我這樣的參加工作的，當時已我不是學生了，到教育科工作了。像關懷同志等許多朝陽同學，都是到華北大學學習一段，又調回來當了干部、教師。還有一些華北大學學習一段，又到了華北大學的法律外交研究室，從哪里又回到法律系。何思敬何老在49年上半年就是法律外交研究室的負責人，下面有一些人，像佟柔、徐大同、林景仁、尹平這些人都是那個研究室的人。到了1949年的9月份，這些人才合過來。1949年以前，那個階段，我理解原來中國政法大學的三部那些人到這里，但是這個時候的法律系還基本上是改造思想，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學習改造思想的東西。1949年9月份，那是人民大學正式成立，開學，而且蘇聯(lián)專家來了好多。法律外交研究室也就合并過來了。那時候的系主任就是何思敬何老了，朱世英同志當了副系主任。何老原來是中山大學的教授，是中共黨員，曾經參加過國民黨，那時候國民黨還是革命的。后來他到了延安，在陜北公學院也任課。毛主席到重慶談判，他是法律顧問，毛主席說他是中國第一流的法學家。
解放后，據說是周總理問何老，你愿意做什么工作？何老說我還是愿意到學校工作，搞一些研究，后來就到了人民大學，49年上半年法律外交教研室，開始在鴉兒胡同，后來就搬到百米斜街。我是什么時候來的人大的呢？中國政法大學要合并到人大，一部分到中央政法干校，新法學研究院基本上歸政法干校管，在海運倉平行的一個胡同里有一個地方。二部三部來了人大，當時我還想去搞音樂，組織上也同意了，我就來人大報道，到人民大學文工團。
華北大學有三個團，一團、二團、三團，一團、二團比較偏重文藝創(chuàng)作，或者戲劇或者音樂舞蹈，但也沒多大區(qū)別，需要什么搞什么。我就到了三團了，我來人大報名，先到校部。誰接待我呢？劉一心，行政事務部的副部長，正部長是鮑建章，我那時候小年輕，劉一心很嚴厲。原來叫做華大三團，這個時候一團二團這些人都已經逐漸分離出去了，到人民劇院、青年劇院、戲劇學院、天津音樂學院，這些人已經走了，包括郭蘭英這樣的，已經走了，郭蘭英原來是三團的。還剩下一批人，由李超同志任團長，我就到三團去了，住在和平門內前細瓦廠，本來我是想到音樂隊再去學習學習，可是到了那里之后，那里的人都是從正定招來的，比我還年輕，有的譜都不認識，還得我給他們講，給他們做報告，我還當指揮，逼得我也沒有辦法。搞了半年，我在文工團，原政法三部就成了咱們法律系了，就在鐵一號，也是改造思想。搞了半年，文工團有點問題了，也演了幾個劇，演了偉大友誼，我還記得有一個同志演出的時候把詞說錯了，帶著獵狗背著槍，他說成背著獵狗帶著槍（笑）。
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了，人民大學養(yǎng)這么一個文工團，是業(yè)余的還是專業(yè)的？你說業(yè)余的吧，你得拿國家的供給，你說專業(yè)的吧，人民大學又沒有這么一個專業(yè)，不是像人家戲劇學院、音樂學院，我那時候也鬧情緒，本來想去那里學習學習，也沒學成。就在這個時候，蘇聯(lián)專家要來，法律系就要找學過法律的人當研究生。我的檔案都在學校里，都知道，而且我們也歸研究部管，一個組織。研究部一看，我是學過法律的，又是地下黨，就要了我。我們那個團長對我說，你別走了，我送你到天津音樂學院學音樂去，我就后悔，如果我真到那里學真學出點樣來（笑）
組織調我，我就服從，就來法律系報道，做了第一期研究生。后來我回憶這也有道理，年輕人要服從組織的需要，國家的需要。國家需要，祖國需要，后來我這個思想轉過來了。學毛主席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毛主席說：我們熟悉的東西要閑起來，不熟悉的東西將強迫我們去學習。我想法律就是我們不熟悉的，我也愿意來。我是法律系研究生的大班長，不僅是第一屆法律研究生的大班長，也是所有研究生馬列主義課的大班長。
那個時候，蘇聯(lián)專家來了，第一批專家研究法理的，叫謝米里亨，是白俄羅斯人，他和夫人都來了。而且他是法律系蘇聯(lián)專家的組長。大概第一期來的還有沃也沃金也，還有貝斯特勞瓦，是搞刑法的。我們法學院前后來過蘇聯(lián)專家十一個人（宣讀）。憲法的沃也沃金，還有克托夫和科里納（她是跟在我外交部工作的丈夫來中國的，講資產階級國家法），還有民法的專家雅依契克夫，刑法的貝斯特洛娃，這個字在俄語里是干什么事都性格很快。尼柯拉耶夫，克爾金是教犯罪對策的，就是咱們現在的刑事偵查學，達馬辛是教刑法的，最后一個是瓦里赫米托夫，這是教法制史的，他也講過政治學說史。前后十一個。
當時中央給人民大學的辦學方針是兩條，叫做理論與實踐相聯(lián)系，蘇聯(lián)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兩個結合。當時毛主席說的是一邊倒，就是學習，特別是法律，要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因為對舊法都蔑視。而且當時劉少奇同志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上進了這么一段話，他說人民大學是新中國第一個新型正規(guī)的大學，是以前沒有過的大學，中國將來的許多大學，都要學習我們中國人民大學的經驗。他是這么說的。文科主要是馬列主義、經濟、法律，法律課程更尤其是這樣了。其他那些院校的法律系都合并了，北大的都合并到北京政法學院去了，而且合52年才搞院系調整，53年才合到一起。我們是新型的正規(guī)的大學，而且法律系這樣的，別的學校不能再這么教了，那些老先生由于當時蔑視舊法，一個是要改造思想，另一個是養(yǎng)起來了，給他們生活待遇好好的，那些老先生都到人民大學來聽課，像吳恩裕、龔祥瑞、芮沐、王鐵崖等先生，都來聽。用的教材是蘇聯(lián)教材，像法理，當時叫做國家與法權理論，這個是把蘇聯(lián)的教材翻過來的第一本，原來不是這樣的，開始是活頁，來不及把整本書翻譯過來，之后重新校訂才印成這么一個本，后來又翻過一本更新的。然后就自己寫了，自己寫的也是這個形式，就是這一本。但是自己寫的，基本上也是按照蘇聯(lián)的模式搞下來的，但這個時候就開始更注意結合中國實際了，如講到了董老講的加強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是依法辦事，依法辦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們在教材里又加了個“違法必究”，后來才有了執(zhí)法必嚴。但是這個教材有一個問題，1957年寫出來的，寫出來之后就反右了，不用這個教材了。寫東西就是駁右派謬論了。當時好多教學參考資料，大多是從蘇聯(lián)翻過來的，這是有好多的譯文。這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的國家與法權問題，有四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是第一部的第二分冊，我保留了這一本，是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的。當時還有好多東西，翻譯很多。就拿法理教研室來說，四個翻譯，其中一個口譯，付德馨，他是哈爾濱人，口語比較好，參加過俄文大隊，蘇聯(lián)專家的意思他能夠翻過來�？谧g和筆譯不一樣，很厲害的。比如說康德的《無上命令》，想了半天，翻了一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有一個口譯，三個筆譯，李樵、白琳、李嘉恩，李樵和白后來都調走了，李嘉恩一直在我校，前幾年去世的。其他教研室的翻譯也很多。
這樣我想要研究人大法學院60年，是不是也得把法學院的歷史劃分幾個階段。劃分哪幾個階段呢？一個是籌備階段，1949年12月到1950年9月（正式開學），雖然2月份中國政法大學哪些人來了就有一些學生了，但那還是籌備階段。因為1949年9月開學的時候，又來了一些新生，不僅是原來三部那些人了，又增加了一些老干部、調干生。我們的學生是有特點的，不是招的，是選派的。選派的什么人呢？革命的干部，有培養(yǎng)前途的革命干部，先進的工人，而且都有工齡限制的，要有四或八年的工齡（如當時的工經系），這樣才錄取。參加統(tǒng)一招生還是很晚的事情，那是什么時候的呢？以前招生也不是去考，而是去挑選哪個干部合格就來了。所以我們的學生也是不同于那些其他學校的。所以當時排名不是像現在這樣的，而是人大、北大、清華、師大，人大在前面。確實是不一樣的，人大這個學校是有革命的傳統(tǒng)，而且培養(yǎng)的是這樣的人，不是一般招來的人，而且黨的領導和強，老干部特別多，好多是從解放區(qū)來的，或者從延安來的。這應該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應該是全面學習蘇聯(lián)階段，這個階段大體可以從1950年9月到1956年八大。這個階段與我們國民主法治的建設也差不多，這是一個節(jié)節(jié)上升的階段。1950年開學就開始了，1951年9月份搬到西郊，法律系和外語系、俄文系就搬過來了�，F在一進門廣廠西邊的大楊樹，就是那時候種的，1951年下半年號召大家搞義務勞動，我還在那里寫過稿子，種的樹現在都這么粗了。而且咱們的校門也幾次變化，原來離紅一樓近，靠北，后來又向南移，最后才移到對著大樓的中間。
1952年有很重大的一個事，就是三反了。開始有“左”的苗頭了。張志新就在那個時候挨批了，給領導提意見，就給俄文大對那些人扣上“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帽子了。發(fā)動給領導提意見，那些中層干部“三八式”的多。38年參加工作的多，號召給領導提意見的時候，有些人就說得過頭了。但到大家就給他們提一見時，這些人不干了，說你們反黨、反領導。那次運動打了許多假老虎，鮑建章（長征干部、陜北公學的老人）、劉一心等人都打成“老虎”了，但是后都平反了。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運動，我們都分期分批第參加過。對我們更有意義的是1953年、1954年起草憲法，好多人參加了，宣傳選舉法。許多同志都去了，參加憲法起草的，像國家法董琦、董成美、許崇德老師都去了。還有笑話，因為宣傳選舉法，董成美教授（現在已經去世了），他到山東一個地方宣傳選舉法。山東那個地方也不了解，介紹時，因為他姓董，介紹者沒有聽清楚，說這是“中共中央的總教授”，董教授介紹成總教授。憲法頒布以后宣傳憲法，我們法律系都出過東西（文章、著作等）。這時期，在科研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僅我自己在55年就出了兩本書：《論人民民主法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湖北人民出版社）、《談談守法》（通俗出版社），前者是我們法律系科學討論會的文稿修改而成。
1956年可以說到了頂點了，就學生的人數來看，大概在1950年的時候是四個班，一個班是40人，4個班，1951年是兩個班了。1952年又是四個班了。1953年是五六個班了，朝鮮戰(zhàn)爭結束后，有一大批轉業(yè)干部來我們這里了。1954年、1955年到56年，最多了，七八個班了。而且這個時候，56年入學那個班真是出不了不少的名人，部長級的就好幾個。肖揚、張?zhí)毂�、祝銘山、劉翰、劉海年、曾憲義等都是那個班的。到了1956年，教師里也有一個話，叫做“難忘的1956”，那時知識分子特別吃香，教師也給優(yōu)待。我是講師，有一個優(yōu)待證，去理發(fā)你先理，在食堂，你要吃什么，早上點中午就給你端來了。整個的國家形勢發(fā)展到1956也是很棒了，資本主義改造取得勝利，資本家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第三階段是從1957年反右開始，1957年就不行了，反右了。那一年就沒有招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是我們這里的學生，是1953年入學的，因為崇拜李希凡、藍翎，故其筆名叫“林希翎”，在文藝理論方面發(fā)表文章，得到文藝界領導的贊賞，包括吳老也給她批一間小屋，以便其寫作。在反右當時，她成了全國學生中有名的大右派，法律系的學生與她有牽連的有些也被劃。1957年暑假就搞反右派斗爭了，好像就沒有招生，1958年也招生很少，1959年更少了，到1960年也就只招一個班、幾十個人了。1961年、62年兩年沒招生。那時候國家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你看得出來，國家好了，黨的事業(yè)好了，國家好了、人民生活好了，我們的教育事業(yè)也就好了，這是相互聯(lián)系的。63年開始又招生了，這個時期中央提出了要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有點調整，又些回潮，63年招了一個班，64年招了兩個班。65年、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
所以我覺得第二個階段是全面學習蘇聯(lián)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反右派斗爭、反右傾、“大躍進”階段。57年到59年，雙反、交心，批白專道路，大煉鋼鐵，搞什么超聲波，去十三陵水庫修水庫。煉鋼鐵就是在我們一進校門的地方，當時我們也不知道怎么煉，練出的“鋼”都堆在教學樓前面，后來都作廢了。
60年代初，調整回潮，這個時候搞四清、五反，同學、教授都去搞四清，我就在北京郊區(qū)搞四清搞了兩年半，人大的老師到西安去搞，還有一部分到蘇家坨，學校里搞五反，抓階級斗爭。我是66年春天調回來的，66上半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了，從1963年夏開始，我在通縣搞了兩年四清，平谷搞了半年，66年年底，蘇聯(lián)有一個副博士要來中國作訪問學者，領導知道我懂點俄文，就讓我回來帶這個人，這個人叫格奧爾基.謝爾蓋維奇.奧斯特勒烏莫夫。這個人來，讓我來帶他，把我調回來了。這個時候中蘇關系已經很不好了，我們發(fā)表發(fā)了一評到九評。中央的精神要貫徹，我給他的參考書就包括這幾評。人家說到老師家看看，有規(guī)定，不讓去。大使館招待會請老師，規(guī)定了，不讓去。這個關系就不好處。有時候還能說點話，說到專業(yè)的問題，他同意我的觀點。這個人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一打噴嚏，他馬上說百歲百百歲。他來之前，很注意中國的風俗習慣。就是這一年還沒有帶完呢，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發(fā)表了《海瑞罷官》這些都來了。郭沫若也出來檢討了，說我過去寫的東西沒有一點對的。這個人看報紙，就害怕了，他說“郭老都檢討了啊！”，這個人不辭而別就回去了�；厝ヒ院�，這個人后來到蘇共中央，他曾寫文章批判毛主義。這是一個過程，確實我們也犯了一些錯誤，很復雜。
文化大革命開始，造反有理，像我這樣達到人是不參加那派的，不參加這派，實際上哪派都不要我，說我復雜。土地改革的時候我不在家里，祖父劃的是富農，后來分了家，我母親是下中農，可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有各種很復雜的各種各樣的情況，學生們是響應中央的號召，也有各種各樣的。但是這一段，我重點的講文革前這一段，到文化大革命前這一段，我們法律系（法學院前身）盡管是風風雨雨，摸爬滾打，下鄉(xiāng)、大煉鋼鐵，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在五六年前好一些，也不是一點沒有，“左”的苗頭也有了，1956年以后，八大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他的想法，想自己搞一套。他覺得這一套東西，法律這個東西沒有它也不行，光靠它也不行。所以他說我們得有自己的一套，搞運動。后來正在制訂的刑法，也放下來了，搞這個多少條，那個多少條。搞四清的時候也是前十條、后十條、23條。事實證明，這樣不行。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老人家沒有能總結這個教訓，總結這個的是鄧小平同志。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就做到這里了，總的看毛主席有很大的功勞，但是這一段有他的想法，事實證明不是很對的，再加上其中還有壞的東西摻雜進去，比如說康生、江青等人，林彪等等。到底怎么說，將來還是要看歷史。林彪又怕又跟著干。文化大革命，我是專政對象，非讓我去宣誓，每天在那里早請示晚匯報，以林副主席為榜樣怎么樣，我想我是專政對象啦，我還能以林副主席為榜樣？這里邊都有說法，挺復雜的。
我覺得，這一段，當然復校以后，咱們有很大的發(fā)展。但是復校以后的發(fā)展，是我們在文革以前這一段奠定的基礎。這一段我在開始說了，我們人大法律系好像就是個“母雞”。別的學校的，中南的、東北人大的、華東的、西北的、西南的都派來，在我們這里學，回去教。而且像華東這些地方，開始他那里沒人教，我們這里派人去，派教法理的林景仁去，刑法課派王舜華去。吉林大學前身是東北人民大學，那里是派李放張光博、王子林等人來學習，李放是信春鷹（現人大法工委付主任）讀碩士時的老師。文革后，鄧小平同志講了，大家常有這句話，人心思志、人心思法，1978年、1979年的時候，中央辦了一個法制宣教班，就在現在公安大學的地方，把全國的政法主要干部集中起來講，誰去講呢？就是我們這些人去講。法理的有我，劉升平（也是我們這里畢業(yè)的，北大教授）、谷老師，刑法是高銘喧教授，還有王作富教授，刑訴是張鳳桐，好多好多。最早統(tǒng)編教材是那些人編呢？主編法理是我，沈宗靈是副主編，是陳守義同志點的將，憲法是吳嘉麟，是人民大學培養(yǎng)起來的。吳嘉麟劃成了右派，文革前分到寧夏大學，寧夏那個地方不錯，干部不錯，安排他教邏輯，所以后來法律邏輯學也是吳寫的。人家寧夏待他很好，文革期間也沒有斗他。文革以后，人民大學劃右派的人改正了，這些人回來不回來，咱們有些同志腦子還有點“左”，別人不讓回來，就是吳嘉麟可以回來。吳嘉麟跑來問我們，當時正好廈門大學成立法律系，那里的陳老先生（系主任）對吳說：你別回人大了，到這里來你當副系主任；寧夏大學對吳說：你別去廈門了，我讓你當副校長。吳來問我們（我和畢子巒（我系老師）說：我去哪兒？我說當然到寧夏那里了，副校長，而且分管科研，到處走。后來當了校長，干的不錯，現在退休了，已有點老年病了。憲法主編是吳嘉麟，副主編是肖蔚云，許崇德。刑法是高老師，副主編是馬克昌（我系第一期研究生畢業(yè)）和高格，民法是佟柔，還有趙中孚是副主編，咱們基本的力量在這里。民法、訴訟法、證據法，證據法陳一云也是副主編。國際法的主編是王鐵崖，實際上王鐵崖同志沒有干多少，是魏明和朱荔蓀（也是我們國際法的）。那個時期（文革前），雖然是曲曲折折，但那個時期學習研究還是有成果的，特別是有了不少資料、翻過一些東西，還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不僅僅我們這里，上海社科院法學所的所長齊乃寬、住聯(lián)合國的副代表黃嘉華、全國律師協(xié)會會長任繼圣、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張懋等都是我們第一批的研究生。最高法的一位院長、三位副院長都曾是人大法律系學生。無論是華東政法也好，東北吉大的前身也好，他們的法學教師好多是我們這里培養(yǎng)的，西南政法的黎國智、盧云、常怡、林向榮。中南的張夢梅、丁喚春。我們是“母雞”，我們是往外分的，有進有出，這樣是活水，不是死水一潭。
考慮這一段，我是這樣的看法，不能看不到人民大學法律系發(fā)展這前一段的成就，成就是很大的。而且我覺得李鵬代表黨中央在他的講話里也講到這個意思，我們是和黨同呼吸共命運的，同甘共苦的。我們是黨領導下的學校。有幾年人家說我們是第二黨校，我覺得這是贊美詞。我們就是要把黨的事業(yè)、人民的事業(yè)作為我們自己的事業(yè)來看待，來做工作的。我覺得我們的法學院有我們的特點，有我們革命的傳統(tǒng)。前年紀校長為校歌作詞，印青作的曲，也反映了這些。人民大學是有我們特色的，我們有革命的傳統(tǒng)，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吸取了新的經驗，根據新的情況，有我們新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文革期間和這后30年，我就不講了，諸位在座的包括韓老師、林嘉老師都清楚，林嘉老師來人大報道的時候，她剛從中山大學畢業(yè)，中山大學法律系的一個老先生端木正（后任最高法院付院長），介紹她到人大來看看我，她那時還是個年輕的女孩，現在擔當起了重任，成為著名的學者、教授，我很高興，我們后繼有人。他們接了這個班了�；叵脒@些年，走過來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走過來了（哽咽），要辦成一件事，真正的要辦成一件事，是要付出的。而且這個付出也是有意義的，回想起來是無愧于這個時代。盡管我們也跟著做了一些蠢事，但是我們也如實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雖然當時不被理解，甚至受到嚴厲的批判，后來證明有不少想法還是對的。我們覺得還是要和黨和群眾在一起，把我們的事業(yè)搞好，我們事業(yè)不是哪一個人或幾個人就可以把事情搞好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法學院今后要搞好，還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革命的團結，另外正確的看待我們的經驗、教訓和歷史�？偨Y這一段歷史很有意義，歷史當中有些同志難免在一定時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要更寬厚一些。我還是很同意郭影秋校長的意見，在文革之前郭校長來到人大，我已經去搞四清了，我聽說人大法律系鬧得很厲害。郭校長專門派他的夫人林靜同志（監(jiān)委書記）到法律系來調查，結果認為不是那么回事，他提出要“團結為主向前看”。后來很快就來了文化大革命，郭影秋當時當了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學生把他揪回來斗，這是他的一條罪證，說他是階級斗爭熄滅論。馬克思主義是要講階級的，要有階級分析的，但要看什么情況，要如實的認識問題，非得找一個敵人？多找?guī)讉�朋友好，還是多找?guī)讉�敵人好？我看多找?guī)讉�朋友好�？吹秸l都像是敵人，這有什么好處��？和外國人一起，我覺得也是多拉幾個朋友好，不要一見面就說人家是帝國主義分子，這還怎么說話？人家搞人家的資本主義，咱們要搞社會主義，當然是不一樣了。問題是，哪些地方可以相通，哪些地方可以不一樣。人家搞人家那一套，講波斯納法經濟學，法經濟學他講的是資本主義那一套道理，里邊是不是也有一點可用的呢？說了半天，你講的是資本主義道理，我問你到底他的東西給我們有什么借鑒有什么用，沒有？一點沒有？這有什么進步？這個思想容易僵化，這怎么前進�。课液芡恻h中央現在提的方針，從小平同志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現在科學發(fā)展觀，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我們要以這些理論成果為指導，我覺得法學院還是很有潛力的。別人說我們排名排在前邊，我也不管你，我還得好好努力，不要因為排在前邊就飄飄然了。別人不給你排在前面，那也沒關系嘛，你不排在前面，我實際在前面，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前面，你真的在前面，人家不給你排在前面，你還是在前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這一段，包括統(tǒng)編教材，前17年直到文革后，全國各個法律院校用的教材是我們這里出的或者是參考我們的教材編寫的。但是我們反過來說，我們不認為我們人民大學就是我們這些人的人民大學，人民大學也是全國人民的人民大學，就像我和清華、北大的朋友們說的，我們在老同學合唱團，他們老強調他們是清華、北大的，老忘了我們朝陽、華北文法學院這些“小學校”，我說你清華北大不錯，但它也不僅是在清華北大學習、工作過的人的，而也是我們全國人民的清華北大，我們人民大學法學院當然是我們的法學院，但她也是全中國人民的人大法學院、世界人民的人大法學院。我想，我們這么看問題，心胸更開闊一些，把我們自己應該做的工作做好。
按說，如果不是那么瞎折騰，我們人民大學法律系會比現在還要強一點，因為她辦得最早，1950年就辦起來了，49年就籌備了，別的學校合并的合并、調整的調整、解散的解散，我們是辦得是最早的，按說應該辦得最好，但那是理想，要有一個過程。事實上，搞社會主義建設，恐怕不經過一些折騰也不行。事實上，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所以，怎么看這一段，怎么繼續(xù)搞我們的教學、研究？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好好總結一下經驗教訓，我們過去有經驗，也有教訓，現在來不及很好的考慮，我覺得我們有很大的特點。當時50年開始的時候還是比較好的，調一些人來，有培養(yǎng)前途的，年歲大的邊教邊學，年歲小的有培養(yǎng)前途的當研究生去，當時對研究生的管理是很嚴厲的，覺得他不適合搞研究的，或者工作需要，半截就調出去了，寬進嚴出，所以入學時人很多，畢業(yè)的時候就沒這么多了，這里有的名單就不對了，我們那個年級的研究生的人不對，將來可以核對核對�，F在的名單把第一期研究生國際法那些人都丟了，后來他們有些人當了聯(lián)合國的副代表，那是我們這里畢業(yè)的，也有的當了全國律師協(xié)會的會長，他是搞國際私法的，在世貿方面很著名。從這里可以看出來，應很好的總結我們的經驗教訓，結合新的形勢，新的特點，不能停留在過去。
我覺得我們法學院現在好像大了，紅樓夢有一句話，大有大的難處。大元他們還是很兢兢業(yè)業(yè)的，包括讓我們來講講也是給我們一個機會，很感謝。在我有生之年，能做多少做多少。如果哪一天閉眼的時候，我也很安心，有了好的接班人，我們人民大學法學院一定會越辦越好，靠在座的諸位了。謝謝大家！
趙曉耕：謝謝孫老師，謝謝。今天就到這里，謝謝各位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