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陳香
現(xiàn)在的問題是，研究西方自由主義的人引進西方的理論與中國的先哲們打仗，支持傳統(tǒng)思想的人則拿著先哲們的思想跟西方學者打仗，而他們自己卻是不存在的，當下的中國正是在這種爭論中被丟失了。
鄧正來：1956年生于上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和知識社會學，側重法律哲學與政治哲學的研究。主要論著有：《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學》、《哈耶克社會理論》、《中國法學向何處去》、《誰之全球化？何種法哲學？》等20余部；主要編著有《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等30余部；主要譯著有《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自由秩序原理》等近20部。
圓臉寬肩，頂上留著一層薄發(fā)，近似于光頭；身上常披一件深色對襟，袖口翻白。這就是鄧正來。在朋友的圈子里，他被認為是一位真性情的人。而聽過鄧正來論辯或演講的人，大都心里會喝一聲彩，驚訝于一位真正的法學家的思辨風采。
多年來，他執(zhí)著于讀書與做學問，走自己的學術“小路”，憑自己的功力，在學界開出了一條路，獲得了學人的尊敬。除了從事個體化的學術研究外，他還創(chuàng)辦了《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中國書評》等雜志和現(xiàn)在的復旦高研院。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這是一位癌癥患者，病源在咽喉部位。本來醫(yī)生警告他要少說話，但他還是堅持教書和演講。他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種超越人力之上的力量在主宰著每一個人。他曾在“正來學堂”上發(fā)表悼念好友王煒（風入松書店的創(chuàng)始人）的文章——《他是愿意這樣走的》，他說，對于一個讀書人的一生，在學術追求中終結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離開方式。
學問，正是鄧正來安身立命之所在。
“閉關”只為哈耶克
讀書報：為潛心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您從1988年開始實施“學術閉關”行動，在長達五年多的“閉關”期中，您基本拒絕了各種國際國內(nèi)學術活動的邀請以及學術期刊和出版社的約稿，只是閱讀、思考、翻譯和著述。學術大家如此之多，同是自由主義論者的學者也很多，為何您“閉關”只為哈耶克？
鄧正來：我之所以對自由主義理論感興趣，主要是與我本人一直關注的一個基本哲學問題密切相關，即人類社會秩序的型構及其正當性問題。經(jīng)由長期的研究，我大體上認為，知識具有我所謂的“正當性賦予”的力量。這意味著，那些所謂“正當?shù)?/SPAN>”社會秩序及其制度，其本身也許并不具有比其他社會秩序及其制度更正當?shù)钠犯�，它們有可能是透過權力或經(jīng)濟力量的運作，更可能是通過我們不斷運用知識對之進行詮釋而獲致這種正當性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科學理論（特別是占據(jù)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理論）與社會秩序之間就存在著一種互動關系，即后者的正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者所賦予的。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建構或重構當下中國和世界的社會秩序，首先要對占據(jù)支配地位的自由主義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而我為什么選擇哈耶克的理論而沒有選擇其他論者的理論，原因太過復雜，很難在這里詳盡表述。但是，簡單來說，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哈耶克自由主義的淵源極其深厚，它源出于偉大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尤其是休謨的哲學)傳統(tǒng)，是20世紀西方論者以古典自由主義方式闡釋人類社會秩序(亦即他所謂的“自生自發(fā)秩序”)的理論當中最為重要的理論，更與社群主義、功利主義和保守主義等理論有著繁復的論辯關系；二是中國論者對哈耶克自由主義的不了解程度遠遠超出了對他理論的信奉程度。
讀書報：哈耶克在中國學界的傳播經(jīng)歷了怎樣的過程？為何您選擇在哈耶克影響力在中國學界大大減退的年代，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來研究哈耶克的自由主義？
鄧正來：就中國內(nèi)地來講，哈耶克是在1978年以后隨著我們對市場機制之認識的加深才真正開始進入學者的視野的，大約從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開始受到學界（特別是經(jīng)濟學界）的大力推崇。當我從1994年下半年決心從事哈耶克理論研究時，哈耶克的影響力的確正在減退。但我在當時仍然決定從事哈耶克的引介和研究，這是與我對中國哈耶克研究（甚至整個社會科學）中一直存在的一個狀況的診斷有關，那就是包括哈耶克研究的中國西學研究在整體上仍處于介紹和傳播階段，根本還沒有進入實質(zhì)性的對話和批判階段。我們應當否棄這樣一個誤識，即西學東漸以來，我們已經(jīng)引進了大量西學經(jīng)典論著，因此我們已經(jīng)熟知這些經(jīng)典了。事實恰恰相反。以哈耶克為例，盡管1978年以后我們很多論者都開始談論哈耶克，但在我當初決定研究哈耶克時，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們在內(nèi)地學界查不到一篇研究哈耶克思想的論文，更不用說研究專著了。我花如此大的精力研究哈耶克，既是想倡導一種平實持衡的學風和我所謂的“個殊化研究進路”（即一種以相關知識脈絡為外部框架、以相關經(jīng)典的內(nèi)在理路為內(nèi)在依據(jù)的“個殊化”取向），也是想解決我內(nèi)心所存在的一個哲學上的困惑，即人類社會秩序的型構及其正當性究竟何在。
哈氏并非“衛(wèi)道士”
讀書報：那么，您認為，哈耶克學說對于中國社會和學界的意義在于？
鄧正來：你的這個問題與一直糾纏著哈耶克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有關，即“自由主義在其對立性的參照系或極權暴政國家趨于消失的境況中還具有何種意義？”就哈耶克而言，我認為他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科學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他對計劃體制及其極權主義傾向的批判、對市場體制和自由秩序的理論建構，而在于我剛才提到的其理論本身所具有的知識社會學意義。我們可以將這一問題轉換為幾個問式：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與在西方占主導的自由主義社會秩序究竟存在何種關系？哈耶克理論與主導全球化時代世界秩序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究竟有何種關系？包括哈耶克理論在內(nèi)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我所謂的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的“西方化傾向”究竟有何種關系？它們又與我所謂的當下中國的“西方理想圖景”有何種關系？等等。一旦我們準備深入地思考這幾個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到研究哈耶克理論所具有的意義了。
讀書報：您如何看待中國學界諸多流行的對哈耶克學說的論述？您認為其中存在哪些偏頗？
鄧正來：中國學術界現(xiàn)在的確存在多種哈耶克研究路徑，但可能與中國學術界一直盛行著“學術消費主義”傾向有關，在哈耶克研究領域，一個較明顯的偏頗也是對他的理論做意識形態(tài)性的印象化、臉譜化的解讀。我們的論者在“談論”哈耶克時要么以后現(xiàn)代的思維方式出發(fā)，通過質(zhì)疑構成現(xiàn)代性論式之基礎的“國家與社會”或“國家與市場”等二元核心范疇對其進行意識形態(tài)性的否定，要么以中國計劃體制轉型和民主轉型的實踐要求為由對其進行意識形態(tài)性的肯定。顯而易見，上述兩種傾向不僅完全忽視了哈耶克作為自由主義社會理論家的知識貢獻，也未能真正進入哈耶克理論的內(nèi)在理路中去。
讀書報：那么，您是帶著怎樣的問題進入對哈耶克的研究之中的？您得出的新的結論是？
鄧正來：我剛才提到的那些問題都是我想從哈耶克的研究中想回答的問題。但就直接相關的問題而言，我不僅想讓自己回答“自由主義在其對立性的參照系或極權暴政國家趨于消失的境況中還具有何種意義”的問題，更想讓自己首先回答這樣一些問題：作為自由主義社會理論家（而非作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辯護士），哈耶克社會理論的問題意識、內(nèi)在理路、知識增量以及理論限度等究竟為何？正因此，我系統(tǒng)研究了哈耶克以知識論為起點的自由主義社會理論以及建立在社會理論基礎上的政治法律哲學。至于結論，我當然有很多新的發(fā)現(xiàn)，比如說，哈耶克的知識論和“終身問題”（對人類社會中的“自生自發(fā)秩序”做理論上的闡發(fā)和捍衛(wèi)）等在其整個理論中的核心地位，哈耶克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在思想史中的價值，哈耶克的理性觀與康德和休謨之間的論辯關系等等，我都有比較系統(tǒng)的闡述。
讀書報：很多讀者都很關心，“自由”與“計劃”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它們是截然對立的嗎？一種“自生自發(fā)秩序”能否自然演化為最具效率的社會秩序，人之意志和智性就不能進入到秩序的構建之中嗎？
鄧正來：這里首先要否棄兩個誤識：第一個誤識是認為哈耶克完全否定“計劃”的作用。事實上，哈耶克主要否定的是整全性的計劃，特別是打著各種“社會”旗號（比如“社會正義”、“社會利益”等）的整全性計劃，這也是他為什么極力反對計劃經(jīng)濟模式的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否定整全性計劃，實是源于他對人之“必然無知”的理性狀況的深刻把握。
第二個誤識是將哈耶克的“自生自發(fā)秩序”等同于自然而然形成的秩序。哈耶克“自生自發(fā)秩序”的概念頗為繁復。簡言之，其基本要義在于：它是“人之行動但非人之設計”的結果。換言之，它不是源于“人的設計”，因此它與組織秩序相區(qū)別；它也不是“自然”的造就之物，因為它是“人的行動”的結果，加之人是遵循規(guī)則的動物，所以它實是人在行事的過程中遵循相應規(guī)則的結果。在哈耶克看來，社會本身也是由這種秩序形成的，而非人們有意組織的結果。由于充分保證了個體自由，這種秩序自然是最有效率的。當然，我們完全可以用我們的智慧挑戰(zhàn)哈耶克的上述主張。
當下中國在“標簽”中被丟失
讀書報：您多年來投身于哈耶克的基礎研究中，翻譯了大量哈耶克的經(jīng)典著作，大力推動了哈耶克學說在中國的流播，因此，您被打上了一個“哈耶克主義者”的標簽，進而被納入當下中國的“自由主義”陣營中，您贊同此一標簽嗎？
鄧正來：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其實，不僅有人說我是“哈耶克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同樣有人說我是“新左派”。但坦率地講，我非常不喜歡這種“貼標簽”的討論方式。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認為，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在進行討論之前都必須做更多的理論研究。這種研究不僅是指對西方理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國本身問題的深度理論研究�，F(xiàn)在的問題是，研究西方自由主義的人引進西方的理論與中國的先哲們打仗，支持傳統(tǒng)思想的人則拿著先哲們的思想跟西方學者打仗，而他們自己卻是不存在的，當下的中國正是在這種爭論中被丟失了，盡管他們的觀點被貼上了各種“標簽”。
可以肯定地說，我絕不是一個不折不扣地堅信哈耶克思想的“哈耶克主義者”，因為我對哈耶克思想的研究只是我對西方自由主義理論所做的系統(tǒng)研究當中的一個重要的個案性研究。而且，從我早期對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研究以及晚近我以“全球化與中國法學”為主題對“西方理想圖景”的批判、對“開放性全球化觀”的建構以及對“主體性中國”的呼吁等來看，我肯定與當下中國的“自由主義”不同。
知識分子的使命
讀書報：那么，在一個“道術為天下裂”的當下，您如何評價現(xiàn)今的學術界，您認為真正的學者應該是怎樣的一種狀態(tài)？
鄧正來：客觀地說，當下中國學術界，無論是學術體制還是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的確也還存在許多較不盡人意的地方，比如說學術評價體系的非學術傾向，以及學術研究的“西方化傾向”、“唯學科化傾向”、“知識地方主義傾向”、“消費主義傾向”等等。
國家花了納稅人那么多錢來養(yǎng)知識分子，給知識分子這么高的待遇和條件，為的是什么？知識分子要通過認真的研究，能夠使人們把問題看得更清楚，能夠把遮蔽的問題揭示出來，能夠?qū)ΜF(xiàn)在某些傾向的輿論提供不同的聲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認識和批判，才能夠使這個國家更加健康地發(fā)展。
讀書報：有多位學者評價，您有極強的活動能力。但是，多年以來，您選擇在書齋中著書立說。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學者之“立功”和“立言”？您是如何確定現(xiàn)在的學術方式的？
鄧正來：在我看來，無論是“立功”，還是“立言”，對學者而言，我們始終不要忘記自己的本分，即以學術研究或促進學術研究為基本的生存方式。
我本人目前身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復旦高研院”）院長一職。這意味著，我不僅要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還要培養(yǎng)一個真正以學術為本、具有中國和世界競爭力的學術團隊。我本人對復旦高研院的定位正是“體制中的體制外”，即要以知識平等、學術本位、追求卓越的理念打破知識生產(chǎn)中常規(guī)的“三套秩序”（長幼秩序、師生秩序和行政化秩序），從而建構一套新的、更符合知識生產(chǎn)平等規(guī)律、更能擔當中國社會科學時代使命的知識生產(chǎn)模式。在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我本人正在從此前對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批判轉向了對新的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建構。這也是我所講的“邁向中國學術規(guī)范化第三階段”的含義所在。當然，所有這一切都還只是處于一種嘗試的階段，評價還是留給學術史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