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2月26日是著名國際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中國國際組織法學開拓者和奠基人梁西先生去世一周年祭日。武漢大學國家法研究所陸續(xù)推送《梁西先生訪談錄》的部分章節(jié)，以表達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全體師生對梁西先生的緬懷之情。《梁西先生訪談錄》是2017年上半年在征得梁西先生同意之后，由武大國際法研究所副所長鄧朝暉策劃并組織學生對其進行的一次持續(xù)兩個多月的訪談并由博士研究生陳慧青同學整理成文，共分四個章節(jié)：一、學生年代之金色童年（1924—1953）；二、北大年代（1953—1983）；三、武大年代之重登珞珈山（1983-至今）；四、人生感悟九十年（“追夢”六問）。根據(jù)梁西先生生前要求，本《訪談錄》只能等他去世后才能公開。
一、學生年代之金色童年（1924—1953）
1.學生：請您首先談談您的學生年代。
梁先生：我人生的第一個30年，是我的學生年代。幾乎在我整個的學生年代，概括起來說吧，是一個戰(zhàn)爭的年代。在那個階段，發(fā)生了很多很多的戰(zhàn)爭。在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nèi)，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打得很慘烈。首先，在歐洲戰(zhàn)場，后來接著發(fā)生了太平洋戰(zhàn)爭。再后來國內(nèi)發(fā)生了內(nèi)戰(zhàn)。所以可以說，戰(zhàn)爭，貫穿了我整個的青年時代。但是呢，事情說來也真是幸運得很，正當我大學畢業(yè)的時候，解放戰(zhàn)爭勝利，新中國成立了！因此，我也就成了新中國的第一代大學生！可見，我的學生年代，包括我的人生命運，同中華民族的興亡，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我可真算得上是一個“幸運兒”！至于我當時還想些什么呢？在我現(xiàn)在的記憶里面：當時人世間，使千千萬萬人遭受無比災難的這個背景，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個大背景，包括我們國家在內(nèi)，它所產(chǎn)生的影響，對我的學生年代，特別是對我的思想意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是刻骨銘心的！何以見得？現(xiàn)在從頭說起。我：出生在湖南湘西地區(qū)，那是一個古老的森林地區(qū)，我父母親饋贈給我的，是一個百分之百的“金色童年”！但是，在那個深山老林里面，我那個村莊卻是中國最窮的村莊之一。當我一天天長大以后，處在那種長期閉塞、戰(zhàn)亂和貧窮的困境下，我在想些什么呢？現(xiàn)在回憶起來：雖然我酷愛我家鄉(xiāng)的那些生我養(yǎng)我并伴我的親人和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可是我當時最朝思暮想的，卻只有一條：怎么樣才能解脫這個苦難的困境？畢竟這個長大了的孩子，那個時候才十來歲呀！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此期間，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這么一件事：那時我在念私塾，年紀還小，大概六七歲吧，我們村里，來了一位穿“四個口袋”這樣一件上衣的衣冠楚楚的先生。他和我們的形象很不一樣！好比說，他是穿著鞋襪走路的！那個時候，我們和他不同，是光著赤腳走路的。有時，我們小孩子，甚至還赤身露體，在水溝里，在草地上，放牛，放羊，跑來跑去。而這位先生，卻穿著鞋襪走路，我很奇怪！于是我就問我娘，“這這，這是個什么人哪？”我娘說，“他是一個先生，一個讀書的先生，一個教書的先生�！焙髞�，這個在潛意識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深刻！一個難忘的“夢想”悄悄萌芽！我心里總是想著：將來怎么樣才能擺脫我這個困境呢？怎么樣才能擺脫這種“光著赤腳”的生活呢？思來想去，覺得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我也“去讀書”，將來也“去教書”，“去當先生”！可是，在我那個村莊里，只有私塾啊，幾個學生，一個老師帶著，學一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要背，背不出來，就打屁股。我想，要是我能夠到外面去讀“洋書”那就好多了！可是，我父親，我母親，都說這不行，這個家里現(xiàn)在只夠吃穿，而且，你讀“洋書”有用嗎？但我仍然心有不甘，不肯放棄。后來，我尋機會，找辦法，竟在人生中第一次做“小偷”了！偷什么呢，我娘啊，她有一個箱子，小箱子，她自己親自掌管的，我知道那里面有錢。于是，我偷了兩塊銀元，這是我第一次做小偷，但也是最后一次。一個是“袁大頭”，另一個是孫中山頭像的銀元，頭要小一點。我偷了這兩塊銀元，就私自跑到離我們村約三十里路的一個小鎮(zhèn)，叫小淹，那里有一個學校，一個高級小學，我們都叫它“新學堂”。找到校長，我說“我要讀書”，好像還哭了，非常想讀書。校長說，我們這里不招生了。他久久地望著我，看得出來，那位校長很有同情心。他看著這個少年，實際上還是個孩子哪，個子長得也不大。他摸著我的腦袋問，“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說,“我讀書的時候叫梁宋云，我娘不喊這個名字，喊我叫容兒。”他說，“你姓梁啊，梁啟超的梁”。我那個時候，讀了幾本古書，也知道梁啟超。后來，他就說，“你姓梁，是涼快的涼，那你就寫一篇文章，就寫《涼快》吧。”我說，“好！”我就寫。很快的，我寫了一篇文章，短短的一篇文章。校長看了以后說：“這個還算可以，但是有個條件，進學校以后，你得用功讀書，你要趕上功課才行。現(xiàn)在只能插班，那你就插班吧。”在班上，我比其他孩子大好幾歲，記得我高小畢業(yè)的那一年是1940年，我那時已經(jīng)十五六歲了。
2.學生：這些，對您學法學有什么影響嗎？
梁先生：我經(jīng)常說，我選擇法學，“不是誤會，卻是偶然”。先講這個所謂“不是誤會”吧。我想學法律啊，確實是基于一個比較原始的想法。為什么呢？因為當時，依據(jù)我家庭的那種經(jīng)濟狀況，只能自給自足，怎么還能拿得出學費來離開家鄉(xiāng)去遠地讀書呢？但是我當時聽到說，武大的法律系，不收學費。這對我來講是一個福音。我想這是一個機會。當我念小學、中學的時候，我父母親年年都覺得有很多為難的地方。不過，當我想考武大的時候，我父母親已經(jīng)不那么阻攔我了。為什么呢？因為我母親，我父親，已經(jīng)看出來，這孩子可能還有點出息，所以才勉為其難地讓我繼續(xù)讀書，后來我才到了法律系。當時法律系的情況到底怎么樣呢：除開不收學費以外，我在學校里還想辦法占到一些便宜，吃當時所謂的救濟食堂。原來，那個救濟食堂，是對一些戰(zhàn)爭地區(qū)的學生，幫助他們來學習的，實際上就是一種困難補助。那個食堂吃的什么呢？除開一般的粗糧粗飯以外，副食很多是些罐頭，是美國人送來的一些救濟物資。收費自然就便宜多了，學校里也沒有什么很大的花費，住房子好像不要錢。至于講義費，那個時候的正式教科書很少，很難買到現(xiàn)在這樣的精裝書。教師上課的時候，自己帶著講稿。我記得當時啊，燕樹棠先生，有好幾位老先生，都有一塊方形的大棉布，把講義包在棉布里面，穿著長袍，把包講義的那個棉布包夾在腋溝下，手里拄著一根stick，一根拐杖�，F(xiàn)在想起來也是很有意思的，到底是大學教師！學生呢，也是那樣，穿著長袍。老師的那個講稿，我們當時叫它“yellow paper”，是黃紙。多少年來，都拿那個講稿講課，所以慢慢地變成黃色了。實際上，老先生并不看那個講稿，他們也并沒有講那個講稿的內(nèi)容。發(fā)給我們的講義，收不收費呢？我記不清楚了，就是收費那也收得很少。那個講義，都是比較粗糙的紙張，那時只有那種紙張，不像現(xiàn)在這樣的A4紙啊，有厚度，很精致。所以當時在武大，確實是花錢不多，這是我當時有意考武大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接著，講講那個所謂“卻是偶然”，為什么“偶然”呢？因為，當時我學法律，能夠碰到那么多好老師，他們對我的啟發(fā)和誘導，竟然使得我對法學真的產(chǎn)生了興趣，并且還畢生耕耘這個法學。這真是“始料不及”的！我常常講，“我很高興有一畝三分地”。我父親呢，也只有一畝三分地。他當時有：一兩畝田，可以耕種；森林嘛，可能多一點。我學我父親，精心地耕種自己的這“一畝三分地”，專心地耕種了一輩子！當然，在這方面，很多老師對我產(chǎn)生了很重要的影響。這等下面再談吧。
3.學生：請您接著談。
梁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啊，我覺得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應該從我念中學的時候說起。（導演：咱們只說大學的，好嗎？）好！在大學里面，我覺得，每一位老師對我都有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影響，我現(xiàn)在只講有特點的。原來我們法學院最早的院長，武大國際法研究所最早的所長，韓德培先生，他不穿長袍，穿著整潔的西裝，是教我們國際私法的老師。當時，他還有一門課，叫《西洋法律思想史》，我是這門課程的課代表。當課代表，被認為是學習比較好一點的。所以我和韓先生接觸比較多。他的學問、教學及其為人，對我的影響，有很多很多值得講的！這是一位吧。還有一位，直接對我學習國際法產(chǎn)生影響的，是當時的校長周鯁生先生。周先生，在武漢大學從四川樂山復員到湖北珞珈山的那一年，開始做校長。周先生，我們知道，是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國際法學家，是中國國際法學科的鼻祖。他的著作，影響了好幾個世代的中國人。周先生當時給我們開國際法，是我二年級的時候。他在講這門大課時，中間用專題重點地闡釋了他自己的著作《不平等條約十講》。這本書，現(xiàn)在各個大圖書館都有保存。他在講解對華不平等條約過程中，對我的影響是很大很大的。周先生，從自己參加過的聯(lián)合國的實際活動，聯(lián)系到歷次的對華不平等條約，深刻地論述了這些條約的危害，以及它們對中國的長遠影響。使我從內(nèi)心深處感受到了這種百年國恥的沉痛！在強權社會里，“弱國無外交”！我國外交官，當時在各種國際活動中間，雖然參加了活動，卻始終處于一種被歧視和被打壓的地位。這一點，對我的沖擊很大，使我進一步想起了火燒圓明園和抗日戰(zhàn)爭中日本法西斯的殘酷暴行。從那時起，我就決定：要學法律的話，就要學國際法。當然，我的學習，還包括國內(nèi)法，法理學，司法實踐等各個方面的課程，但是我著重學習國際法，研究國際法。從此對國際法發(fā)生了很大的興趣。我想，選學法律專業(yè)，能夠受到法學院這些有名的老師、法學大家的指教，這是我的幸運。除開剛才說的周鯁生先生以外，還有，燕樹棠先生，也是講國際法的，還講民法。好像還包括婚姻法。還有，當時的劉經(jīng)旺先生給我們開公司法，姚梅鎮(zhèn)先生給我們開民法總則，還有羅鼎先生給我們開羅馬法，等等。當時的課程是比較少的。教師也不多，但是教師講課卻各有各的風格。燕樹棠先生，我現(xiàn)在都還記得：他在第一堂課的時候，一開始在黑板上寫了很多的參考書，包括外文的和中文的，寫了一黑板，然后擦掉，再寫一黑板，我們一一記下。燕先生還說：“我的講義啊，那個yellow paper，有限啊，你們要多看些參考書”。在講課的開場白中燕先生曾自我介紹說：“燕樹棠，何許人也，珞珈山上最年輕、最漂亮之教授也！”其實，當時他已有五六十歲了！武大確實有一種很優(yōu)良的學習環(huán)境。在法學基礎的學習方面，除開老師的教學，我自己呢，也喜歡看書，開卷有益，所以關于哲學方面的，經(jīng)濟學方面的都看，特別是文學。我在中學的時候，很喜歡文學。在中學時，我就發(fā)表過一些關于抗日戰(zhàn)爭的短文，現(xiàn)在還記得，有《兩地薔薇》，《樊城風雨》，還有一篇很有哲學意味的所謂雜文，叫做《文明與野蠻》，把帝國主義，把東洋鬼子，罵得一塌糊涂。我當時，也聽了很多文學方面的課程。教我們國文的，是有名的，蘇雪林先生，她對古文學，唐詩宋詞都很有研究。蘇先生是女老師，但我們都稱她為先生。我曾把我寫的《兩地薔薇》這個短篇抗日小說，送給蘇老師看過。當時大學里面是有國文課的，主要是講古文，也講現(xiàn)代漢語。那篇《兩地薔薇》，大概有一兩萬字吧。蘇先生看了以后，一字不改！那也許是覺得太幼稚了。大文學家改你的課外作業(yè)，哪有時間，她只說了一句，“寫得還可以，去發(fā)表吧”。后來，我就把稿子投到了《安化民報》。我還寫了一封信給編輯，說這是大文學家蘇雪林先生看過的。當時，蘇先生有一個筆名叫做綠漪女士，綠漪女士，現(xiàn)在搞文學的都知道。據(jù)說，她的先生，當時在南京的一個大學里面教書。我經(jīng)常去當時的老二區(qū)蘇老師家請教問題。后來我病了，蘇老師還給我燉了一個雞，我們的大教授，大文學家，給學生燉一個雞湯！我心里至今還萬分感謝！不久前，我和我的學生到了珞珈山上的周總理紀念館，紀念館里面珍藏著很多老照片，其中有蘇老師的一張大照片，我向蘇老師鞠了三個躬，還把我至今對她的懷念在她面前恭敬地說了出來。
4.學生：您在武大讀書的時候，校園生活怎么樣？請接著再跟我們談一談。
梁先生：好的。我接著上面的問題，還補充一點。當時武大的情況啊，總的來說，我們都把校園叫做“小解放區(qū)”。雖然，當時還沒有解放，可是武大的氣氛，那種革命的朝氣，在華中地區(qū)來說，是非常突出的。學生運動，風起云涌。革命口號，革命標語，到處都有！后來，發(fā)生了“六一慘案”，進一步激化了學生運動。這里，當時已有“黑夜里的燈塔”之稱。關于學生運動的情況，我將作為一個專題在后面來講。當時的學生，并不多，我想大概也就兩千人左右�，F(xiàn)在的武大，學生，老師，包括家屬和所有工作人員在內(nèi)，據(jù)說，已有十萬人之多！這個武大啊，有十萬人。相當歐洲的一個小國家！在我念書的時候，武大還有一個特點：女學生很少。我記得我們法律系，只有一位女同學，大家都叫她“校之花”，就這一位啊，后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工作了。當時法學院除開法律系以外，還有政治系和經(jīng)濟系。解放以前一般都是這樣，法學院有政治、經(jīng)濟、法律，這三個系。什么情況呢，學生嘛，沒有多少人去管的，所以學生是很散的。我的寢室在老齋舍的黃字齋81423號，共住四個人，我們四個人都是讀中學時的先后的老同學，自動地組合到一塊，有學政治的，有學法律的。學習和生活都很融洽。我們四人商議，分別取名為東、南、西、北。我的那個學名梁宋云，這個時候就改為梁西了。這個梁西原來是我中學時寫抗日小品文的筆名。還有一個叫吳東，一個叫曹南，一個叫盛北。他們?nèi)齻�都比我有出息，解放以后，都工作得很好。
5.學生：您剛才說，法律系有一位女同學。我想請問一句：當時男女學生相處得怎么樣？
梁先生：我們現(xiàn)在，有的學校好像還不那么贊成學生談戀愛，是吧？但是當時，我們有一個特點，學生年齡都比較大，我進武大時已有二十多歲，還有好多比我更大的，有的在外面工作了一段，有了條件，再來念書。有的甚至已經(jīng)結婚了。至于戀愛嘛，學校從來不聞不問。武大現(xiàn)在有一個宿舍在東湖邊，它的形狀是一個散開的“V”字形，像只蝴蝶。我們當時叫它“蝴蝶宮”，住的都是女同學。整個的武大，文、法、理、工、農(nóng)、醫(yī)六個學院，加起來的女學生，一個小小的“蝴蝶宮”，就把她們?nèi)慷既菁{下來了。當時的“蝴蝶宮”是白顏色的，所以也稱為“白宮”。
6.學生：您剛才說的是老武大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情況，您考進武大后，心情怎么樣？思想認識上有什么變化沒有？
梁先生：小時候，我夢想自己長大后去當個“先生”，那是指的當個私塾老師。當時的私塾老師，他帶我們幾個最多十幾個學生，教我們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他有鞋子穿，有襪子穿，我很羨慕！后來，我進了小學，進了中學，特別是進了武大以后，這個想法發(fā)展了�！皦簟弊龅迷絹碓矫懒�！下面，從頭說起。我考武大時，考完之后，感覺自己的成績不是很有把握。當時，考武大要考國文。其中有一個作文題目，是《多難興邦》。在考場一見到這個題目就很欣喜，我覺得這正好是我常常思考的問題！這篇文章，可以非常準確地說：我是帶著沸騰的熱血這樣一種激情來寫的！這是一門。第二門是數(shù)學，包括幾何學在內(nèi)，里面還包括代數(shù)和三角。其中幾何考得特別好。我擅于邏輯思維，所以在幾何學這方面占了便宜！當走出考場時，好多同學說幾何題沒有做出來。還有一門考試就是物理。我平時，一向喜歡剖析事務的發(fā)展規(guī)律，對物理學很有興趣，所以物理可能考得比較好�；瘜W，考得不好，比如說，那些分子式啊，老是記不起來。其他還有一些課程，我覺得考得很一般。在這種沒有很大把握的情況下，孤身一人在外，怎么辦呢？想來想去，我不想回家。我想，好不容易出來了，那就應該再向前走，不應該往后退！所以我就想辦法找一位老同學，請他介紹我，到他家鄉(xiāng)的一個小鎮(zhèn)去工作。這位同學，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記得姓封，是我中學的，高我一個年級的同學。就這樣我在湖北公安縣當上了家庭教師。同時也等著武漢大學發(fā)榜。這樣，一個可以自食其力，再一個啊，可以不返回老家，也可以節(jié)省一點路費。過了一個來月以后，可能超過了一個月，我得到了一個遲到的消息：武漢的報紙上發(fā)表了武大的招生錄取名單。我驚慌地去找這個名單，急忙在上面找自己的名字。結果，看了兩遍，但是沒有！中間只有一個叫梁采云的，和我差一個字！當時，我還是抱有幻想，有點懷疑，這個名字是不是就是我？我的一個同事和我一樣也是考的武大，他跟我說：“宋云啊，你別夢想了，天下啊，同名的多著呢，何況你這個還不同名，還差一個字！”不過，我當時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下決心要親自到武大去看看，不肯放棄。所以，就從公安縣，我教書的那個小鎮(zhèn)，立即出發(fā)，乘坐汽車，那是個遠途汽車，還是敞篷車��！經(jīng)過好長的時間，到了漢口，過了江，上了珞珈山。當時考試，考場在校外。當我第一次進入武大時，印象最深刻的是：首先，到了體育館，在那個旁邊的大道上，有很高很高的法國梧桐，現(xiàn)在那些梧桐樹還在。體育館頂上那個綠顏色的琉璃瓦，那天有太陽，在陽光照射下，非常非常美！經(jīng)過櫻花大道，看到了雄偉的男生宿舍，就是現(xiàn)在的老齋舍。這是個“依山起筑”的很壯觀的很美的古典的大建筑呀！然后，看到三個高高的大拱門。從拱門上去就到了老圖書館，多么莊嚴肅穆！最后，到了文學院，到了注冊組。當我走進這個注冊組辦公室的時候，好像在做夢一樣，很彷徨，又恐慌，簡直有點麻木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緊張！當我站到那個高大的臺子前面時，突然感覺到自己顯得多么矮小！注冊組的那位老師問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低聲說，“我叫梁宋云，法律系法理組的。”法理組預定招12個人，報考的學生是比較多的，據(jù)說有100多人參加考試。當這位老師看到這12個人的名單時，他大聲說：“有”。并且教我辦手續(xù)。哎呀，當我聽到這個“有”字后，我懵了，簡直懵了！原來，非常疲乏，從公安，到武昌，到武大，這一路，那真的叫“顛簸”！為什么？那個時候沒有我們現(xiàn)在這樣的柏油公路，只有沙石路，到處坎坎坷坷，車子一上一下，跳得很高。本來，人已經(jīng)很累了，但是，當我辦完入學手續(xù)，走出注冊組辦公室后，原先所有的一切“困惑”，“懵懂”，“驚慌”，“顛簸”，“疲乏”，這個時候啊，全都煙消云散了，只見前面是晴空萬里！現(xiàn)在想來：人啊，怎么就這么在乎“得失”！經(jīng)不起挫折！怎么就這么脆弱！這么渺小！回憶當時，這個從鄉(xiāng)下來的放牛娃，這個“美夢成真”的年輕人，這時像個什么呢：就像那個“丑小鴨”變成了“白天鵝”那樣，就像那個阿Q變得得意時那樣，大大地 “飄飄然”起來了！
7.學生：您剛才好像提到了鸚鵡洲？
梁先生：是的。在長沙，當時有湖南大學，好像還有幾個私立大學。但是，到長沙以后，我還是很想再往前面走，而且當時覺得，武大好像比湖大更好一點。所以我報考了武大，這是一點。另外一點呢，在武漢，有個鸚鵡洲，鸚鵡洲上面有很多我們湖南人。為什么呢？因為當時，我們那個湘西的山林地區(qū)，有很多木頭，杉木啊，松木啊，主要是杉木，很大一根的，從村里運出來，到了資江邊上，編成木排，然后由水路經(jīng)過洞庭湖，再進入長江，然后再到武漢的鸚鵡洲，停在這個地方，再把木頭賣出去，能掙錢。所以，當時我到武漢來，就可以不花錢借住在我們老鄉(xiāng)的木排上，需要時，就從鸚鵡洲過江，到武昌這邊來參加考試。這也是我選擇報考武大的經(jīng)濟原因之一。
8.學生：在武大讀書期間，您有沒有養(yǎng)成一些對自己人生與學術方面有影響的習慣和品質(zhì)？
梁先生：我想，年輕人接受教育嘛，一般來說主要是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這三個方面。我在家庭教育方面：我父母親不識字，所以主要是我父母親對我的那種樸實善良、吃苦耐勞和平靜知足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父母親在我幼兒時給了我一個十足快樂的“金色童年”，在艱難困苦中給了我一種十分盡心和良好的教養(yǎng)。我的父母親是100分的父母親！在社會教育方面：我覺得對我來說，主要是通過那種坎坷、苦楚和復雜的社會經(jīng)歷，總結各種正反面經(jīng)驗教訓來進行“自我塑造”的一個過程。但是，對我比較規(guī)律而且重要的，是在學校教育方面：早期，中小學給我的是一般的和基礎的知識，當然對后來的發(fā)展很有影響。下面談談大學階段，老師對我在學習和做人方面的一些啟示。大學，是一個小社會，學校的教育環(huán)境和各位老師對我的影響是比較大的。我學習國際法的啟蒙導師周鯁生先生，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影冊》里，選登了四位老師，其中第一位就是周先生，還有燕樹堂先生，韓德培先生和姚梅鎮(zhèn)先生�，F(xiàn)在以周先生為例，他教學，非常嚴謹認真，從來不馬虎半點，他講課有一種法學大家、學問大家的風范，不慌不忙，很有層次，論證非常深刻。他給我們講課的講義，我們所做的記錄，每次整理出來，都能成為一篇很好的文章。周先生遺著《國際法》的上下冊，實際上就是當時講稿的升級版。我們曾經(jīng)到周先生家去請教國際法問題，周先生有個習慣，如果是去拉社會關系、拉人情關系，他一般都不會接受，我對周先生這種言傳身教的崇高育人精神，極為敬佩！但是，如果你是去請教問題，他肯定不會拒絕。
9.學生：周先生這種教學嚴謹認真的大師品德，給您帶來了什么具體的影響呢？
梁先生：這肯定產(chǎn)生了潛移默化的效果。我一向把講課當做一種神圣的對學生必須認真完成的重要義務，所以，我如果萬一沒有備好課，我寧愿請假，以后再補，也絕不敢輕易去上課。我經(jīng)常給年輕朋友們講，據(jù)我的經(jīng)驗，老教師講老課，其備課和講課的時間至少是二比一，如果是老教師講新課，兩者的比例就應該是十比一。當然，如果是新教師講新課，那這個比例肯定就應該更高一些。我的原則是：“沒有備好課，絕不上講臺！”
10.學生：您能具體談一談自己備課的情況嗎？
梁先生：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講課一向是比較認真的。文化大革命中間不能講課了，我和其他許多教師一樣被打入“冷宮”。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學生當先生，學生改寫講義，先生還能上課的不是很多。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先生終究還得要重新走上講臺。老實講，再上課的時候，我是很沒有把握的，心里很虛。為什么？在十年動亂中，學生和先生之間的那種相互信任與尊重的關系，已經(jīng)丟失了很多很多，因此，現(xiàn)在要給學生講課，心理上必須有十分充足的準備！我決定調(diào)回武大來的時候，我預先利用暑假親自到武大去做了一次調(diào)研，了解武大的教學情況到底怎么樣？那時我在北大已經(jīng)教了30年書，算是個老教員了，但心里還是有不少為難情緒。那個暑假，我在武大法律系資料室的長方形閱覽桌上�。ㄋ┝瞬畈欢嘁粋�月，找留校的學生談話，到宿舍去訪問他們，到行政大樓前面林子里，坐在那些小石桌旁邊，一邊看書，一邊同他們聊天。除此之外，就是自己利用系資料室的資料加緊備課。我調(diào)回武大時，我的國際組織法，雖然在北大已開設了三四年，但仍是一門新課，我必須認真對待。我特別關心的是怎樣引起學生對我講課的興趣，還要爭取他們對我的信任和尊重。教師如果得不到學生的信任和尊重，教育效果肯定好不了。我備課時一向非常重視試講，還是用我文革前的那套老辦法：我多次請我夫人單獨到教室去，作為學生聽我試講。我在講堂上面，邊講邊寫黑板，我把第一堂課先講給她聽，她給我提了不少意見。然后，覺得差不多了，再到教研室去試講。教研室提了意見，沒有什么問題，那就可以正式開課了。為了講好課，我還買了我平生第一臺小錄音機，把我講課的聲音錄下來，然后反復聽錄音帶，一直到自己聽得滿意了，內(nèi)容也滾瓜爛熟了，才開始正式講課。我記得我在武大講的第一堂課，效果非常好。當時聽課的是國際法專業(yè)二年級的全體研究生，講完課以后，有一位姓張的學生，給系里面反應，他們第一次聽到了真正的國際法課。此后，我想要當一輩子“教書匠”的信念，大大加強了。猛回頭，自從我回到武大以來，轉眼間又已經(jīng)三十多個春秋了！
11.學生：您教了這么長時間的書，能不能讓我們分享一下您的經(jīng)驗和感想？
梁先生：首先一點，我覺得教學工作，是“教”與“學”的一種互動的關系。確實，世界上的事情都具有多方面的關聯(lián)。教師和學生的關系，除開主要是教師傳授基本知識以外，應該也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一個師生彼此促進的過程。學生確實從我這里學到了很多基本知識，但我也從學生那里接受了很多啟發(fā)。好比說，我在講課以后，學生會向我提問題，我就需要解答，會向我提意見，我就需要改進，教學相長，講課能力和水平也自然會得到提高。這是一點。另一點：我雖然教了幾十年書，但是，如前所說，我在上課的前一天，總是要拿出加倍的時間來仔細備課的。假如我需要講一個小時的課，我至少要用兩個小時來備課。在這個過程中，我有一個“過電影”的方法。什么叫“過電影”呢？我的習慣就是把我明天講課的思路，講課的輪廓，都重新重點地思考一下：講幾個大問題？比方說，講三個大問題，這三個大問題的中心論點是什么，重點是什么，都要仔細想一想；這節(jié)課中，還有哪些難點和疑點，還有哪些案例，等等，都要默默地認真想一遍，想清楚，都要好好安排一下。在這種情況下，課程當然是會講得比較順暢的。此外，我還有一個經(jīng)驗：在我學有專長的這個知識范圍以內(nèi)，我講得越少越精，這個課就會講得越好。比方說，我懂100%，但我只重點地講20%，這個課肯定會講得很好，下課后，感覺會非常愉快。如果我要講到50%，情況就會差一點。如果要講到80%，那就很吃力，這堂課肯定不會有好效果。當然，如果是超過了我這個100%的范圍，那就會變成胡說八道了！所以，我講課的原則是：“厚積薄發(fā)”四個字，講課的經(jīng)驗是：“準備多，講得少，課程就一定會講得好”十六個字。下面，專門談談寫講稿的問題：我的講稿，常常要修改多次。每多改一遍，我的思想就會多提高一步。每多寫一次講稿，多講一次課，我就會多一個升級版。所以，我的課程，越講到后面越成熟，而且這個講稿也就逐步變成了我后來的文章或者著作的初稿。我經(jīng)常和我的年輕朋友們講，我們要把科研和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教學的過程就是研究的過程，科研主要是為了能夠把課教好。我們的講義，一再修改，就可以升級成為自己的著作。現(xiàn)在老了，不講課了，可是我還有一個想法：人們常說，“活到老、學到老”，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大的空間去提高自己。所以，現(xiàn)在當我看到一些國際問題，好比說，歐盟當前的裂變，英國的脫歐，中東的戰(zhàn)爭，東海及南海的糾紛，東盟的發(fā)展，拉美及非洲的變化，大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甚至網(wǎng)絡空間的國際法問題等等，我都要思考，都要學習，都要拿自己已出版的著作來比對一下，看過去的分析與論述和現(xiàn)在的形勢發(fā)展，有什么不一樣？有哪些差距？需要怎樣來提高？就是說：老年人也要“與時俱進”，也要up to date！ 也要不斷地給自己充電！
12.學生：您在畢業(yè)之前，有沒有想過以后從事怎樣的工作，成為怎樣的人呢？
梁先生：剛才說過，我在初進武大時，和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得意得很有一點“飄飄然”！后來慢慢地，這種“飄飄然”的感覺消失了。為什么？因為想到了將來就業(yè)的問題，自己將來怎么生活？怎么吃飯？怎么幫父母親養(yǎng)老？怎么為社會做點事情？等等。讀到三年級的時候，開始領悟到這句話：“畢業(yè)就是失業(yè)！”很多同學也都在嘀咕這個問題。當時，有些同學有得力的背景，比方說，家長在社會上有地位，或者有人在銀行里面工作，當時認為，最好的就是能在銀行里工作。但是像我這樣的情況，沒有任何有力的背景，終究還是個“丑小鴨”，到哪里去找工作呢？我現(xiàn)在想起來都還感覺到寒心！在前不久的一個早晨，我告訴我女兒說：“昨晚又做夢了”，她問我做的什么夢？我說：“我夢見我畢業(yè)了，但是找不到工作！”這就是前幾個星期的事情，這是當年在潛意識里面殘留下來的一種無盡的“憂慮”！覺得沒有前途，怎么辦？你看，事情說來也真巧，等到我畢業(yè)的那一年，正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年，所以，我最后成為了新中國的第一屆大學生。于是，我又有一點“飄飄然”起來了，不過，沒有以前那么厲害。可見，我的好運，終究還是神州大地的這個大命運給我?guī)淼�！我記得：那個時候，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把我們這班畢業(yè)生一卡車都送到了漢口，參加一個中南地區(qū)六省的大司法訓練班。我在我《影冊》里面，還留有一張在中山公園照的同班學員的照片做紀念，這是一張很老的照片，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半個多世紀了吧。在訓練班結業(yè)以后，我就被分配到了湖北高級人民法院工作。這里有很多故事，今天就不講了。到了省法院之后，安排在研究科工作，因為領導上覺得我是學“法理學”的，同時也是一個很愛鉆研的年輕人，所以把我放到研究科，開始到社會基層調(diào)查研究婚姻問題：為什么當時離婚案件那么多？從這些離婚案件里面可以總結出什么？對這個安排，當然我很愿意，后來，研究科也覺得這個梁西工作得還不錯。這個科的科長是張戰(zhàn)，比我大十幾歲，對我比較關心，所以經(jīng)過兩年試用之后，他就建議省法院院長沈德純（當時兼任武大法學院教授，后來調(diào)任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主任）推薦我到北京的中央政法干校去繼續(xù)學習。那里的校長是彭真，當時董必武好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他當然是這個干校的主管領導。那個時候，中央政法干校除開一般地講蘇聯(lián)法學理論以外，主要是講解各種政策和重要法規(guī)。我除開學習這些以外，剩下的時間就跑到圖書館看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