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書《黃帝四經(jīng)》(即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4篇)，或稱《黃帝書》、《黃老帛書》，出土于20世紀70年代的馬王堆漢墓�！饵S帝四經(jīng)》共分四大部分，即《經(jīng)法》、《十六經(jīng)》、《稱》、《道原》。其中《經(jīng)法》有9篇：《道法》、《國次》、《君正》、《六反》、《四度》、《論》、《亡論》、《論約》、《名理》�！妒�(jīng)》有15篇：《立命》、《觀》、《五正》、《果童》、《正亂》、《姓爭》、《雌雄節(jié)》、《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順道》、《名刑》。
關(guān)于《黃帝四經(jīng)》的命名，學界也有爭議。多數(shù)學者(唐蘭、余明光、陳鼓應(yīng)等)將帛書《老子》卷前佚書4篇稱為《黃帝四經(jīng)》，但也有少數(shù)學者稱其為《黃老帛書》，如謂“《黃老帛書》是我們今天研究道家思想發(fā)展環(huán)節(jié)和探索漢初‘黃老之治’及其理論來源的珍貴文獻�！绷碛猩贁�(shù)學者則稱其為《黃帝書》，如其所云《黃帝書》的學派性質(zhì)是明顯的。我們曾根據(jù)《史記》的三處引文等材料，說明西漢時人公認《黃帝書》為道家之言。”但該學者對“黃帝書”的稱呼也不能確證，故又言“暫時稱之為《黃帝書》”�？梢姡瑢⒇龝�4篇命名為《黃帝書》只不過是權(quán)宜之計而已，并非確鑿不刊之論。
因此，筆者采唐蘭、余明光、陳鼓應(yīng)等先生之說，仍稱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4篇為《黃帝四經(jīng)》。此稱呼幾乎成了學界數(shù)十年來的“約定俗成”。帛書《黃帝四經(jīng)》作為漢初黃老學派的經(jīng)典，對當時政治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對此學界多有探討，但就《黃帝四經(jīng)》中的司法思想及其對后世司法文化的影響，學界罕有探索。本文只從司法思想的視角切入，對《黃帝四經(jīng)》加以研究，并考察其對后世司法文化的影響。
一、《黃帝四經(jīng)》中的司法思想
(一)陰陽刑德論——司法權(quán)運行的“自然”根據(jù)
陰陽刑德論的實質(zhì)在于為德刑并用的治國方略提供一種神秘的自然根據(jù)，以使其獲得一種神圣性、權(quán)威性和普遍性。陰、陽是自然界中的兩種物質(zhì)，其間的激蕩變化催生出一種自然的秩序。而根據(jù)《黃帝四經(jīng)》中暗含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稱篇》所謂“凡論必以陰陽明大義”可證》看，自然與人文(社會、政治)之間存在某種神秘的互動關(guān)系；這一關(guān)系表現(xiàn)為陰與刑、陽與德之間的對應(yīng)和互聯(lián)。
《姓爭篇》曰：“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彰�！焙苊黠@，“刑”與“陰”是對應(yīng)的，“德”與“陽”是對應(yīng)的。它們通過一明一暗的方式發(fā)揮著政治功能，展示著一種治國智慧。該篇還提出了“刑德相養(yǎng)”的觀念，即認為刑、德之間是一種互補的關(guān)系，缺一不可。如其所云：“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姓爭篇》)此語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德、刑之間相輔而行，互為補充；二是揭示了德、刑背后的自然根據(jù)(“天德”、“天刑”等概念透露了這一信息)。
在《亡論篇》中，“天刑”也被說成“天誅”“凡犯禁絕理，天誅必至”，這種對刑事司法活動的“自然化”描述進一步凸顯了國家司法權(quán)的神秘性。《姓爭篇》中記錄了黃帝的大臣高陽與力黑之間的一段對話，其中提到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凡湛之極，在刑與德”等。所謂“順天者王”之“天”即指“天道”或“天之道”，是一種神秘的自然法則。所謂“凡諶之極”之“諶”讀為“戡”，即戡亂的意思，“極”是準則的意思。“凡諶之極，在刑與德”意謂戡亂治國的原則是刑德并用。再結(jié)合上句，可知刑德并用的治國原則是“順天”，即順應(yīng)自然法則的結(jié)果。這就為司法權(quán)的運行提供了神秘的自然根據(jù)。
《立命篇》記黃帝之言：“吾允地廣裕，吾類天大明。”《說文》：“允，信也。”引申有法、依、因之義�！霸实亍奔捶ǖ氐囊馑肌＿@是說黃帝效法天地，具有寬厚、光明的品格。而這種品格正是官員治國從政、秉公執(zhí)法的道德前提。因此，政治道德(包括司法道德)也有自然主義的根據(jù)。
《前道篇》又說圣人舉事也，闔(合)于天地，順于民，羊(祥)于鬼神，使民同利，萬夫賴之，所謂義也�！彼^“天地”指天地之道，亦即自然法則。語意謂圣人行事乃順應(yīng)自然法則和民眾利益，這是大義所在。這里的“圣人”也指最高統(tǒng)治者。圣人的一舉一動(包括政治活動、司法活動等)都要順應(yīng)自然法則，順應(yīng)自然法則的行為才有合法性依據(jù)。
依照《黃帝四經(jīng)》的說法，陰陽的變化又導(dǎo)致四時的更替，春夏是陽氣旺盛的季節(jié)，秋冬是陰氣旺盛的季節(jié)，即所謂“春陽秋陰，夏陽冬陰”(《稱篇》)�！斗Q篇》又言“貴陽賤陰”，指在自然界中，以陽為貴而以陰為賤。那么，根據(jù)該篇所言“凡論必以陰陽明大義”的邏輯，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自然也當“貴陽賤陰”，如在德與刑的關(guān)系上，應(yīng)當是貴德賤刑。
貴德賤刑的實質(zhì)在于以德為主、以刑為輔�！端亩绕酚谩拔摹眮肀硎觥暗隆�，用“武”來表述“刑”，稱“因天時，伐天毀，謂之武。武刃而以文隨其后，則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二文一武”的比量關(guān)系正是強調(diào)了治國須以德為主、以刑為輔。
《黃帝四經(jīng)》還進一步認為，在德與刑的地位上不僅要貴德賤刑，在德與刑的次序上，還應(yīng)當先德后刑�！队^篇》云：“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后刑以養(yǎng)生。”注家解釋說：“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學說認為，人道是效法天道，故多以天象比附人事。又以此作為治道，治理國家。”“按四時之序，春夏在前，秋冬在后。故治道亦須以德教在先，以刑罰為后。用刑德配合的辦法教化調(diào)養(yǎng)人民�！痹撈�有“先德后刑順于天”一語。從“貴陽賤陰”到“先德后刑”, 《黃帝四經(jīng)》不僅揭示了德刑并用之術(shù)的自然性、合理性，而且闡明了德先刑后、德主刑次的必要性、永恒性。在這一治國模式中，兩種政治權(quán)力——德教權(quán)與司法權(quán)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并且以德教權(quán)為主導(dǎo)、以司法權(quán)為輔助。兩種權(quán)力的互動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前提之一。
(二)“禁伐當罪，必中天理”——司法公正論
《黃帝四經(jīng)》中的《道法篇》提出了“公者明”的觀念，要求官員執(zhí)法嚴明，秉公斷案。該篇又提出“去私而立公”的主張。對官員來說，這不僅是一種政治道德，也是一種司法道德。官員辦案秉持公心，才會杜絕司法腐敗現(xiàn)象�！秶纹匪^“誅禁不當，反受其殃”，是說官員的不當司法會給自身招來禍患�！读制酚钟小罢D禁當罪”的說法，近似于今日刑法學所謂犯罪與刑罰相適應(yīng)之原則的含義，也反映了對公正司法的追求。
《四度篇》又稱“達刑則傷”�！斑_刑”是指放肆的刑罰，其結(jié)果是司法的冤濫與不公，必然傷及司法的公信力。該篇又說禁伐當罪，必中天理�！薄斗Q篇》也說“天貴正，過正曰詭�！边@是將司法權(quán)的正當行使提到“天理”(神秘的宇宙法則)的高度來認識的，彰顯了司法公正的神圣性與至上性。《國次篇》也說“過極失當，天將降殃”，其中也包含司法失當會導(dǎo)致上天降殃的意思。
《君正篇》又說：“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薄熬钡摹熬弊趾苡性⒁�，當指精心、專注之意，“精公無私”是指司法官員精心于公正，排除私心，才能使賞罰必信；換言之，也就是樹立司法的公信力。可見，司法公正是獲得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條件之一。
《亡論篇》進一步闡釋了擅斷司法而導(dǎo)致司法失當?shù)奈：Γ骸靶虩o罪，過(禍)皆反自及也”——刑罰失當，罰及無罪，必會給自身招來禍殃；“達刑，為亂首，為怨媒”——濫用刑罰是禍亂的根源和怨恨的媒介。
有的學者指出，《亡論篇》“從國家政策、君主德行的角度論證了導(dǎo)致國家危亡的數(shù)種因素，這即是犯禁絕理、六危、三壅、三不辜、三兇、五患”。確實，《亡論篇》探討了政權(quán)危亡之理，其中的“三不辜”均與司法權(quán)的不當行使有關(guān)。
該篇所謂“一國而服(備)三不辜者死”是說一個國家存在“三不辜”問題就會致政權(quán)于死地�！叭还肌本烤购嗡福吭撈慕忉屖且辉煌龤①t，二曰殺服民，三曰刑無罪。此三不辜。”可見，妄殺賢人，殺害降服之民，對無罪者處以刑罰，就是“三不辜”。此種司法冤濫會導(dǎo)致政權(quán)垮臺、國家滅亡。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黃帝四經(jīng)》才對君主(最高司法官)提出了公正的道德要求，希望其“唯公無私”(《名理篇》)，并告誡道：“故唯執(zhí)道者能虛靜公正。”(《名理篇》)這里的“執(zhí)道者”就是君主，君主集最高行政權(quán)與司法權(quán)等權(quán)力于一身，在其行使司法權(quán)時必須做到“虛靜公正”�！疤撿o”是一種排除私欲私情和外部勢力干擾后的一種平靜的心態(tài)，在此心態(tài)下謹慎地依法裁判，才能有司法公正。
《姓爭篇》還把“過極失當”、“措刑不當”當成“德則無有”即失德的表現(xiàn)，就是說司法權(quán)的不當行使是司法官失德的結(jié)果，因此司法官必須胸懷公心，培養(yǎng)以公為上的道德情操�！斗Q篇》又言“馳欲傷法”，即司法官員放縱私欲會破壞法律及司法的威信。該篇還說“案法而治則不亂”，其含義是指司法官員謹慎地依法裁判就不會導(dǎo)致司法冤濫。這是因為，“法度者，正之至也”(《君正篇》)，即法度是最公正的，只要嚴格依法裁判，就會有司法公正。
(三)“慈惠以愛人”——司法道德論
《黃帝四經(jīng)》對官員的政治道德多有言說。其實，對于那些兼掌司法權(quán)力的行政官員來說，司法道德也是政治道德的一種表現(xiàn)，甚至可以說司法道德與政治道德是一體的。
在《雌雄節(jié)篇》中，要求官員具備“雌節(jié)”(謙虛謹慎簡樸的品質(zhì))；而與之相對的是“雄節(jié)”，是一種不好的道德品質(zhì)。該篇要求官員“積德”即樹立“雌節(jié)”，稱“德積者昌，殃積者亡”，官員積德不僅能助其仕途通達，而且也有助于其公正司法。在其他篇中，有時也用“柔節(jié)”、“女節(jié)”之類的詞匯，與“雌節(jié)”同義。例如《順道篇》：“安徐正靜，柔節(jié)先定”；“刑于女節(jié)，所生乃柔”等。
《順道篇》還對官員提出了“慈惠”的道德要求，即“慈惠以愛人”，并且認為這就是“仁”。應(yīng)該說，“慈惠”之德既是政治道德，也是司法道德。司法官員具備此德，才會有仁義司法。因此，《行守篇》反對“苛”(嚴苛)：“天惡高，地惡廣，人惡苛�！炼灰�，人將殺之�！边@是作者對司法官員的告誡。因為嚴苛與否，民眾會從其司法活動中得到最真切的感受，嚴苛的司法往往會帶來嚴重的后果。
在《道法篇》中，還要求官員具備“無私”的品德。因為“無私者智”，只有無私才能正確運用其分辨是非的智慧，才能秉公執(zhí)法。這與上引“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是一個意思。而對集最高行政權(quán)、司法權(quán)等于一身的君主來說，更應(yīng)具備“明德”，“參之于天地，而兼覆載而無私也，故王天下”(《六反篇》)，指效法天地的寬厚無私，愛護百姓。
《五正篇》對“中正”之德也有論說，如稱“中有正度”。“中”為公正之意；“正度”，注者解為“正直”，可從。顯然，該篇將“中”與正直畫上等號，并且將其視為“布施五正(政)”的前提條件之一。何謂“五正(政)”？《鹖冠字·度萬》：“敢問五正？鹖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碑斀褡⒄咭舱f古人按陰陽刑德之說，依春夏秋冬四季之氣，以發(fā)布治民之政，謂之‘五政’�！睆摹饵S帝四經(jīng)》中的其他論述看，中正也是一種重要的司法道德。
二、《黃帝四經(jīng)》中的“陰陽刑德”論對后世司法文化的影響
戰(zhàn)國后期，“黃學”與“老學”匯合，形成所謂“黃老學派”。該派成為戰(zhàn)國后期至漢初很有影響力的學術(shù)流派。漢武帝時期的大儒董仲舒深受黃老思想影響，尤其是《黃帝四經(jīng)》中的司法觀念對董仲舒影響至深且巨；這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多有體現(xiàn)。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曰：“陽為德，陰為刑�！痹摃短毂嬖谌恕酚衷皇枪侍鞌�(shù)右陽而不右陰，務(wù)德而不務(wù)刑�！边@與《黃帝四經(jīng)》所謂“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彰”的意思并無二致。
董仲舒說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明陽義》)“天道之大者在明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yǎng)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漢書·董仲舒?zhèn)鳌?董仲舒又指出：“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春秋繁露·基義》)天的本性是親近陽氣而疏遠陰氣，實際上也就是親近德而疏遠刑。這與《黃帝四經(jīng)》中“刑晦而德明”的意思也基本一致。
董仲舒還說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辯在人》)“陽貴而陰賤”的意思也是說天貴德(陽)而賤刑(陰)。這與《黃帝四經(jīng)》所謂“貴陽賤陰”幾乎一模一樣。根據(jù)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論，天與人間社會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人間社會只有效法天道，才會趨于正常和健康。那么，根據(jù)天“貴陽賤陰”的邏輯，人間的政治生活與法律生活應(yīng)當是“貴德賤刑”或“德主刑輔”。正如董仲舒所說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薄靶陶叩轮o，陰者陽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辯在人》)這就是說'，一種符合“天道”(神秘的自然法則)的治國模式應(yīng)該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應(yīng)該承認，《黃帝四經(jīng)》中的陰陽刑德論是董仲舒德主刑輔論的思想來源之一。
《春秋繁露·基義》云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于刑罰，猶此也。故圣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行，以此配天。”該書《王道通三》又云：“以此見天之顯經(jīng)經(jīng)隱權(quán)，前德而后刑也�！薄瓣庩栔�，圣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于秋，陽始于春�！边@與《黃帝四經(jīng)》中所謂“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后刑以養(yǎng)生”的意思一致。董仲舒還將上述理論轉(zhuǎn)化為一種政策建議提出來，并得到漢廷的采納和推行。這就是著名的“秋冬行刑”之制。該制度始于漢而終于清，幾乎與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相始終。
《黃帝四經(jīng)》書中的陰陽刑德理論對漢初思想家陸賈也有一定影響。他基于“天人合策”(天人合一)的觀念，認為政治活動、司法活動均須順應(yīng)“天道”。他指出，國家的司法活動是“承天誅惡，克暴除殃”(《新語·道基》)。所謂“承天誅惡”意味著司法活動實際上是順應(yīng)自然的要求，司法權(quán)來源于天，行使司法權(quán)可以說是“代天司法”�！斑@就為司法活動賦予了一種自然根據(jù)，從而論證了司法的權(quán)威性、合理性和神圣性�！�
陸賈認為，圣君賢相是“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新語·道基》)的人物，他們從事司法活動是“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新語·慎微》)。這與《黃帝書》中的陰陽刑德理論相當接近�！稘h書·刑法志》也說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薄尔}鐵論》也說：“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边@種自然主義的司法觀念應(yīng)該說也與《黃帝四經(jīng)》的類似觀念有某種潛在聯(lián)系。
著名法史專家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在古人觀念中，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jié)，秋冬則是肅殺蟄藏的季節(jié)，這是宇宙間永遠不易的自然秩序，宇宙間一切物體都不能違背此規(guī)則，為了與自然秩序相配合調(diào)適，于是人類的行為，尤其是政治行為，不能不順于四時，與天道相應(yīng)，這完全是陰陽五行的道理，漢儒多主此說。刑的本身便是剝奪宇宙間生命的殺戮行為，與四時生殺的自然秩序的關(guān)系更為直接，更為密切，所以刑殺必于秋冬，斷不能于萬物育長的季節(jié)施行殺戮，而敢與自然秩序相背。”此說頗有見地。但也應(yīng)看到，所謂“四時生殺”的觀念，并非發(fā)源于陰陽五行學派，《黃帝四經(jīng)》中也有此類觀念；這說明此類觀念有著更為久遠的淵源。
從東漢時期的立法看，秋冬行刑已經(jīng)成為一個重要的司法原則�！逗鬂h書·章帝紀》載：“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陰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庇州d元和元年詔：“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此后歷代封建法典皆有類似規(guī)定，例如《唐律疏議·斷獄》：“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薄端涡探y(tǒng)》卷三十《斷獄律》幾乎全文照錄了《唐律》中的相關(guān)條文�！睹鲿洹ば滩俊份d洪武元年令覆決重囚須從秋后，無得非時，以傷生意�！薄洞竺髀伞ば搪伞罚骸叭袅⒋阂院�，秋分以前決死刑者，杖八十。”《大清律例·名例律》：“每年正月、六月俱停刑，內(nèi)外立決重犯倶監(jiān)固，俟二月初，及七月立秋之后正法。”
正如瞿同祖所指出的，自漢代確立秋冬行刑之制后歷代的法律皆沿而不改。唐、宋律及《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除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外，余罪皆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明律處杖刑八十。清律秋審朝審處決人犯亦在立秋以后。”兩位美國學者合寫的《中華帝國的法律》一書則認為，在中國法律史上存在著所謂“法律的自然化”現(xiàn)象，它是指“法律與自然的變化相適應(yīng)”。該書指出：“在司法程序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有關(guān)法律‘自然化’的另一重要例證。這一例證涉及人們的這樣一種信仰，即執(zhí)行重要的判決，尤其是執(zhí)行死刑，只能在秋季和冬季，因為這是萬物凋零和死亡的季節(jié)；相反，在春季和夏季，萬物復(fù)蘇，茁壯成長，因此，執(zhí)行死刑應(yīng)完全避開這兩個季節(jié)�！�
日本學者西田太一郎所著的《中國刑法史研究》一書，其中的第9章題為“陰陽、季節(jié)與刑罰”，專門探討了陰陽、四時與刑罰執(zhí)行之間的關(guān)系在中國，從古代起便有‘天人相關(guān)’，即自然現(xiàn)象與社會現(xiàn)象相聯(lián)系這么一種思想。和陰陽五行學說的發(fā)展相適應(yīng)，這種思想在漢代尤為盛行。”“按照這種觀點，刑罰這個人類的特殊行為，當然也與自然現(xiàn)象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大致說來，因為根據(jù)陰陽學說，‘刑屬陰’，所以，儒家經(jīng)義一般都堅持‘春夏不行刑，至秋冬行刑’這樣的原則�！�
《隋書·刑法志》所謂“……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后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dǎo)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性情，禮義以為綱紀，養(yǎng)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唐律疏義·名例》所謂“觀雷電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肅殺”等，可以說與《黃帝四經(jīng)》中的陰陽刑德理論均有一種思想邏輯上的潛在關(guān)聯(lián)。
三、結(jié)語
《黃帝四經(jīng)》作為漢初黃老學派的經(jīng)典，對當時政治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對此學界多有探討，但就《黃帝四經(jīng)》中的司法思想及其對后世司法文化的影響，學界罕有探索。本文只從司法思想的視角切入，以考察《黃帝四經(jīng)》中的司法思想，認為陰陽刑德論是其司法思想的核心，司法公正論與司法道德論是其兩個側(cè)面。其中的陰陽刑德論對后世的司法思想與司法制度均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并經(jīng)漢儒董仲舒等人之手完成了從理論形態(tài)到制度形態(tài)的過渡；這就是秋冬行刑制度的歷代傳承(自漢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