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揚先生的學術(shù)生涯有這樣四個特點：第一，他的行政法三部曲出書很晚；第二，他遠離社會事務(wù)；第三，他一生沒有做過官；第四，他一直很清貧。
王名揚先生第一本書《英國行政法》出書時，王先生71歲，第三部書《美國行政法》出書時，他79歲。顯得如此大器晚成，其實是時代的“錯”。如果王先生在其42歲從法國回來后，國內(nèi)有行政法教學和研究的需要，他不是派去教法語、去勞動改造，恐怕他的五部曲計劃即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比較行政法、中國行政法的書早就流行于世久矣！但是，在他那個時代絕大多數(shù)的人已經(jīng)退出社會舞臺的時候，王老先生卻活躍在教學和科研領(lǐng)域，著書立說，為了寫美國行政法，甚至以七十幾歲的年紀去美國一呆就是一、兩年……老而不知老，老而不知疲憊的拼搏，不能不說是他心懷遠大使然，心懷遠大使他沒有暮氣，沒有猶豫，執(zhí)著向前。這是我輩都可以學習的。
遠離社會事務(wù)這個特點，使王先生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書齋學者。這與當下許多學者十分入世形成鮮明對比。人們景仰王先生的時候，不禁要問是不是學者應(yīng)當回到書齋？依筆者愚見，社會需要一大批非常入世，到處開會、到處講話、評論，參與案件、指點世事的學者，沒有他們法律與實踐就相距太遠！況且，從法學的研究方法來說，社會學的、實證的甚至是規(guī)范的研究方法都不能遠離社會事務(wù)。法律是實踐的、經(jīng)驗的，我們不應(yīng)當對奔走四方的學者說不。但是，社會也同樣需要王先生這樣的書齋學者，搞外國法研究，搞法理研究，如果沒有陳寅恪先生說過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和毅力，理論的深入、觀點的創(chuàng)新、研究的拓展就無從獲得。王先生這類學者目前彌顯珍貴是因為其稀缺性，甘于寂寞的學者實在太少了！……還有，入世是不錯，但浮躁之氣確是學問之大忌！王老先生們平心靜氣治學，無疑是晚生后輩的榜樣。
說起王先生沒有做過官，也是筆者十分感嘆的事�，F(xiàn)在的學者如果作到了大學者，甚或只是有些名氣時，如果沒有官任在身，也許就總會有些不自在。因為在許多場合，座次是按照官位排的，講話也會先從位高的請起，久而久之，無官者就會自輕，心里的天平就會傾斜……。筆者就曾碰上好心人相勸：一定要進步，要擔任一點領(lǐng)導職務(wù)，云云。其實，求聞達并不錯，但是不求聞達也是一種境界。求聞達，擔任些官職，把自己的法律理念運用于社會，當然很好。但是，不必把做官當作人人必走的獨木橋，好象作不成官或不愿意作官就很劣等。看來，社會不能用官位這樣一把尺子衡量學者的價值，而學者應(yīng)當能夠自持、自信，象王先生那樣就能笑在最后。
王先生作了一輩子學問，卻家徒四壁，老年晚景凄涼。有人因為受到王先生偉大人格的感染和激勵，表示也愿意就這樣清貧地作著學問到老！筆者也曾聽到有人倡導說，學者要甘于清貧，甚至認為清貧有助于作學問。竊不以為然。生活富裕才能生活舒適，生活的富裕、舒適與物欲十足是兩回事。倘徉在精神生活中的學者，就象遨游在天空的百靈鳥，他們?yōu)槲覀兊纳鐣龀隽撕苡袃r值的貢獻，我們豈能無視他們在疲憊時卻歇腳在塵埃？現(xiàn)在的學者聰明了許多，國家不能給予的，自力更生，社會在責備學者的浮躁、追逐利益的時候，可否看到王名揚們的處境告訴后人的另一個方面？精神的倘徉需要物質(zhì)生活沒有絆羈，舒適文明的生活也是一個學者保持自身尊嚴的必要保障。學者固然以精神生活為尚，但是社會面對學者的清貧應(yīng)當反思！錢鐘書先生曾對那些很想拜見他的人說過，你們既然吃了雞蛋，有何必非要見那下蛋的母雞呢？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吃了很好的蛋，可不可以關(guān)心一下那下蛋的母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