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钡拇_如此,很久以來,就想寫一篇關于梅汝璈先生的小文,自從看到這個名字時起,雖然說不清究竟是為了什么,但內(nèi)心總有一種難以平復的沖動,總覺得這樣一個人不應該被忘記,不應該為大多數(shù)人忘記?墒,我們早已與先生天人兩隔,而且物換星移,我們對那個已經(jīng)逝去的時代也已經(jīng)模糊,今天由我這個后生晚學來寫似乎不合適,況且我總覺得對先生只有敬仰的份兒,而沒有置喙的余地。但為了紀念先生也只能勉為其難了。
梅汝璈先生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縣朱姑橋梅村,1924年畢業(yè)于清華學校(也就是后來的清華大學),旋即赴美留學,先在斯坦福大學文學院學習,后入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專攻法學,于1928年以優(yōu)異成績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為其日后的事功奠定了良好的學識基礎。梅先生于1929年回國,先后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及復旦大學等高校任教。1933年至1934年,任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參事;1934年至1946年,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期間還從事法學研究和各項文化事業(yè)。如果先生僅以學問名世的話,我想在燦若星河的民國文人群里他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占有顯著一席的,他無法與開一代先河的胡適之相比;無法與學貫中西的陳寅恪相比;無法與活躍于學界卻頗有領導才能的傅斯年相比;甚至也無法與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的沈從文相比,僅就法學界而言,他也無法與王世杰、王寵惠等人相比。然而幸運卻降臨在了梅先生頭上,歷史給了他一個彪炳史冊的絕佳機遇——作為中國的大法官參與東京大審判。事實證明,梅先生也確實沒有辜負國人的期望,以鐵肩擔當了歷史賦予他的重任,真真正正書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光輝的一頁。歷史在此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歷史。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肩負祖國與民族的重托,自上海乘飛機前往日本,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就像當時的報紙宣稱的那樣:“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蹦陜H42歲的梅先生以及一大批只有20多歲的熱血青年作為中國的司法人員,是帶著戰(zhàn)勝國的巨大喜悅,帶著一雪國恥、揚眉吐氣的豪情壯志前往東京的,可嚴峻的事實很快讓他們知悉了任務的艱巨。在東京法庭上,英美等大國根本不把中國放在眼里,總想降低中國的地位,他們首先就在法庭的座次上玩起了陰謀。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11國的代表組成,庭長由澳大利亞人韋伯擔任。在開庭前,韋伯多次召開會議商討法庭上的座次問題,庭長右手的第一把交椅屬美國確定無疑,以美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和在擊敗日本的過程中發(fā)揮的作用來看,也基本上為各國所認同;關鍵是庭長左手邊的第一把交椅應該由誰來做。梅汝璈先生認為這個席位應該屬于中國,他認為中國屬“四強之一”,是抗擊日本侵略的主力。如能爭得,既以現(xiàn)實中國在這一國際場合的地位,又可以隨時與庭長交換意見,把握庭審,左右局面。梅先生的主張,得到了部分小國持的支持,然而幾個西方國家卻把英國排在這一席位上,英國法官也是一副咄咄逼人,當仁不讓、非我莫屬的樣子,于是雙方僵持不下。更有國家出言不遜,認為我國國弊民窮,沒有資格做這個席位。
梅先生對此氣憤填膺,但他卻保持了極大的理性,據(jù)理力爭。他說:“個人座次,我并不介意,只因與各位同仁一樣,是代表了各自的國家,所以我還需要請示本國政府!蓖ラL韋伯一聽這話暗暗吃驚,因為每個國家都要就座次問題請示本國政府,那么審判將遙遙無期。于是就笑著說:“我愿意聽聽梅先生的意見,并希望這一問題能在這里及時解決!泵废壬鷩烂C的說道:“眾所周知,中國受日本的侵害最深,抗日的時間最長,付出的代價最大,今次的審判,又是日本戰(zhàn)犯,故我提議,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國簽字順序排列最為合理(按照這一次序,中國排名第二)。”對于這一提議,西方國家有心反對,卻沒有更令人信服的理由。為了緩和緊張的氣氛,梅先生成竹在胸,以調(diào)侃的口吻說:“各位如果不同意我的建議,那就以體重為標準吧,各自過磅,體重者居中,體輕者居旁!蓖ラL韋伯笑著說:“這個建議很好,可惜只適合舉重和拳擊比賽!泵废壬涌诘溃骸叭舨灰允芙祰炞猪樞,還是以體重排列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無怨言,政府若認為我有辱使命,可另派大塊頭取我代之。”法官們聽至此,都哄堂大笑,將話題轉(zhuǎn)向了別的事項,座次問題似乎已經(jīng)解決。
轉(zhuǎn)眼到了開庭的前一天,法庭要進行開庭“彩排”,11名法官著裝整齊,蓄勢待發(fā)。不料意外還是發(fā)生了,韋伯庭長在宣布出場順序時,竟是美、英、中、蘇…… 好在梅汝璈先生已經(jīng)做好了應對措施,他當即脫下法袍拒絕排演。對此韋伯頗為著急,極力游說梅先生先行排演,再商定座次問題,因為排演的時間已經(jīng)公告出去了,各國記者已經(jīng)云集在排演大廳。這恰恰是韋伯等西方國家的陰險所在,他們想通過媒體的報道,讓預演變成既成事實,好在梅先生早已洞悉了他們的險惡用心,并當眾戳穿了這一點。出于形勢所迫,法庭不得不就法官座次問題進行投票解決。結(jié)果可想而知,因為事前的游說和據(jù)理力爭,中國最終贏得了左手邊的第一把交椅。
這也只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大審判的一個序曲,僅僅在一個序曲里我們就遇到了如此艱巨的困難和挑戰(zhàn),在漫長的審判歲月里,中國的法官和檢察官們?yōu)榇烁冻龅男难烤褂卸啻缶涂上攵耍〔,他們付出的心血和遇到的困難是任何非親歷者都無法真實感知的,所有的痛、所有的血、所有的淚,夢想、屈辱、光榮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外人真的難有切身的感受,這些都是無法真實完整的再現(xiàn)和還原的,回憶的言語從來不能表達其中的千萬分之一。但我們知道的是梅汝璈以及所有參與了這場審判的中國人(直接參與的、間接參與的),為中國人爭了一口氣。從1946年4月29日,11國檢察官正式提起控訴之日起至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判之日為止,在這2年多的時間里,中國法官和檢察官以及顧問人員,頂住重重壓力,在有些西方國家不同意適用死刑的情況下,經(jīng)過有理、有據(jù)、有節(jié)的斗爭,最終將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zhàn)犯送上了絞架。
對此,我們應該記住以梅汝璈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司法工作人員,記住他們?yōu)橹袊鵀橹腥A民族所作出的貢獻。如果我們把這樣的業(yè)績放在當時的國內(nèi)國際背景下去看,就更顯得彌足珍貴。如果我們覺得何應欽將軍在密蘇里號上表現(xiàn)得過于殷勤,有失國家尊嚴的話,那么我們應該對梅先生報之以怎樣的崇敬呢!難怪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顧毓秀稱:“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可就是一個把身心全都交給了國家民族的人,一個為國家、民族做出了大貢獻的人,卻在晚年頗為落寞。雖然在歷次運動中他受到的沖擊不是很大,但看到曾經(jīng)的老友關的關、瘋的瘋、死的死;看到一個文人論政的時代的逝去;看到未竟的事業(yè)無法完成(文革發(fā)生后,梅先生的書稿被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被迫中斷,致死未能完成。),其內(nèi)心的孤獨可想而知。正所謂“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先生之事功,或有時而不章。惟此愛國之精神,民族之氣節(jié),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們大多數(shù)人沒有機會和因緣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yè),但我們應該永遠銘記那些為我們的民族奮斗過的人們,就像梅先生說的那樣,“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災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睘榇恕爸袊得爭氣才行!”不應輕易的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