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段時間里毛澤東一直關注對憲法草案的討論情況，隨時由田家英向他匯報。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工作人員也特別忙碌，他們要隨時收集、整理和研究從各方面報來的大量修改意見、建議以及提出的各種疑問，為憲法起草委員會作準備�！薄睹珴蓶|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特別忙碌”的他們是誰呢?就是田家英任組長直接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委員會辦公室編輯組的成員們。
一
1954年4月，我正在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八班(檢察班)學習。19日上午，班副主任、黨支部書記陳英明找我談話，表示組織決定抽調我到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工作。10個班各抽調一名同志，下午在校部辦公室集中，教務長毛鋒同我們談話，他特別強調，這是十分光榮的事情，大家要認真工作，趁機學習好第一部憲法。同時，他給大家布置了一個任務:在工作中注意收集有關憲法的資料，提供給學校以充實憲法教學。
我們10人在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副主任袁棟帶領下，乘校車進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一排青磚平房住下。我和胡阿新住一間平房，平房面向西，隔道偏北一個大殿是飯廳，據(jù)說是由清朝一個王爺?shù)膶m殿改建的。
我們一行人進入中南海非常高興，因為我們將在毛主席居住和工作的附近工作，而且是在毛主席秘書田家英———他是憲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兼任我們編輯組組長———直接領導下工作。
到達中南海后，田家英接見了我們，向我們簡單地介紹了工作任務:把現(xiàn)在討論憲法草案(初稿)的中央17個組，大區(qū)、各省市、區(qū)和軍隊的58個組共8000人討論中提出的修改意見，認真準確、簡明扼要地反映上來。
隨后，我們每人領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共97條，以及蘇聯(lián)1936年憲法、蘇俄1918年憲法和羅馬尼亞、捷克、波蘭等7個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各章節(jié)集中的“憲法研究參考資料”10本。另外，小組還給我們發(fā)了1908年清末“欽定憲法大綱”至1946年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憲法之間各時期頒布的憲法，作為我們工作參考的資料。
編輯組一共有30人，其中中央政法干校11人，我記得名字的有康樹華、郭志學、鄒貞富、孫景、胡阿新、黃益湊，還有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法教研室主任楊化南，教員許大同、吳山、董成美、董琦等。編輯組成立了黨支部，支部書記是田家英，副書記是楊化南，委員是袁棟和東北師范大學的閔寶利，另一成員可能是政務院辦公廳機要處處長，一位女同志，我稱她為大姐，機要處朱彬是編輯組的內勤。
二
毛主席非常關心每天各小組對憲法草案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見。為及時向毛主席匯報，田家英幾乎每晚都到編輯組了解當天綜合的主要情況，如果時間允許，他也會在編輯組“擺龍門陣”。
家英同志非常健談，思想敏捷，口才很好。記得5月13日晚上，他在編輯組停留的時間較長，對編輯工作談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其間，有位同志請他講講其成長經歷。田家英說，他早年父母雙亡，哥哥撫養(yǎng)他讀到初中一年級，13歲時，他在哥哥開的中藥鋪當學徒，但他一有空閑就學習，拿著康熙字典，捧著他父親(一名老秀才)留下的書籍自學。后來他開始寫作，還發(fā)表了一些文章。之后他離開中藥鋪，專門靠寫稿維持生活，算是以文為生吧�！捌咂摺笔伦兒�，他參加學生界的抗日活動。后來，他和幾位同學到了延安，先后在陜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畢業(yè)后留在校部工作當了研究員。1948年，他在西柏坡時被調到毛主席身邊工作。
家英同志對我們講，每位同志要干一行愛一行，要下定決心，苦心鉆研，成為一個領域的“行家里手”。他說要注意兩方面的學習:一是學好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養(yǎng)成學習理論的習慣;二是向環(huán)境學習，也就是向實踐學習，摸出事物的規(guī)律性，并在實踐中創(chuàng)新，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只有這樣，我們才會不斷進取和成長。
三
在討論五四憲法草案(初稿)的兩個月里，田家英在召開的憲法草案討論小組召集人會議上，曾三次解答討論中提出的修改意見和建議。
我們編輯組的同志列席旁聽了4月22日在政務院會議室召開的各組召集人會議。編輯組旁聽席位被安排在政務院會議室西北角有臺階略高的位置，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進入會場的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委員和各組召集人陸續(xù)從南門進入會場。會議主持人李維漢和田家英較早到會。
緊挨著我們坐南面的是身著一身藍棉衣棉褲的宋慶齡副主席，兩邊坐著史良、李德全和魯迅夫人許廣平，李德全特別活躍，不時站起來同宋副主席、史良談笑。我們還看到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程潛、邵力子、羅隆基、馬寅初、陳叔通、傅作義等。
開會前我看到一段花絮:廖承志手拿紅藍鉛筆敲打軍委辦公廳副主任朱早觀的頭，拿著一張紙給朱看，原來他幫朱早觀畫了一張“禿頭像”。我們編輯組的人看得非常清楚，畫得很像。我們小聲說，廖承志真是多才多藝。
會議還在等待一位老人。稍后，見會議室兩扇南門齊開，國民黨元老何香凝坐著滑桿被抬進會場。許多人站了起來，廖承志急忙小跑過去，廖夢醒也跑上前扶母親坐在靠會議主席臺附近的位置上。至此，參加會議的人到齊。
李維漢宣布開會，談了多個組在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在憲法草案(初稿)修改前，遵照毛主席指示，討論組先召開多組召集人會議，征求大家意見。毛主席說，憲法草案如果6月1日不能公布，就推遲到6月15日。黃炎培、陳叔通先后發(fā)言，提出關于憲法的法律名詞、文字修改、條文的前后安排順序等，可成立專門委員會，請顧問、專家修改。憲法草案(初稿)9999字，差一字一萬，還是比較精煉的。
接著，李維漢請?zhí)锛矣案鹘M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作講解和回答。我們的憲法草案(初稿)為什么設置序言?序言中談到了中國革命的過程、今后的奮斗目標、中國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密切合作的問題，這是憲法條文很難規(guī)定但又必須要講的問題。憲法草案總綱中規(guī)定了四種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個體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為何在1949年共同綱領中規(guī)定的國家資本主義所有制沒有被提到?因為它不是獨立的所有制，所以憲法中沒有規(guī)定。為什么憲法草案第六條沒有關于鐵路、郵政的條款?因為二者是企業(yè)，憲法中規(guī)定的是國家資源。
憲法草案對國家主席的有關規(guī)定，是基于我們國家權力一元化、議行合一這一國情特點決定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tǒng)可以解散國會，議會又限制總統(tǒng)。我們憲法草案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罷免國家主席，但國家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
關于總理向誰負責的問題，憲法草案規(guī)定，雖然總理是國家主席提名任命的，但他不向國家主席負責，而是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
編輯組成員中，僅我是檢察干部，所以我對憲法草案中關于檢察機關的規(guī)定特別關注。
憲法草案初稿中關于檢察機關的規(guī)定，總的講是參照蘇聯(lián)憲法的規(guī)定，稱謂為人民檢察署，領導體制實行垂直領導，最高人民檢察署總檢察長任免省、市、自治區(qū)的檢察長�？h、市及自治州、自治縣的檢察長由其所在的省、市、區(qū)檢察長提請總檢察長任免。地方各級人民檢察署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地方國家機關的干涉。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草案，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改變了高檢院總檢察長的稱謂和檢察機關領導體制。根據(jù)毛主席的意見改署為院，中央和地方各級檢察機關一律稱人民檢察院。
四
在編輯組兩個月的工作總的講是忙碌的，不少日子晚上還加班至深夜，但節(jié)假日放假。
我們進入中南海后，行動限制在中南海丙區(qū)即政務院區(qū)域活動，但劃船不受限制，可以暢游中南海。4月21日，我和胡阿新劃船到接近勤政殿的石橋這邊�？吹搅嗣飨ぷ骱椭鞒珠_會的地方，頗有一種幸福感!當我倆劃船返回時，與彭德懷和其夫人、警衛(wèi)劃的大船相遇，我倆不自覺地喊出:彭總!他微笑著特意看了我們。這就是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五一勞動節(jié)游行時，我們編輯組的同志被編入政務院隊伍中。當游行結束，我們擁向天安門御河橋附近，近距離地看到了毛主席!當天晚上，我和幾位編輯組的同志還持票到政務院小禮堂觀看了文娛節(jié)目。進入會場，看到地上鋪著紅地毯，座位是紅絨軟座，坐下后不能亂活動，服務人員站在過道旁�？垂�(jié)目的黨內外知名人士不少，就在開演前，我們看到朱總司令、董必武、鄧穎超進入會場。當晚我們看了中國京劇團演出的《臨江驛》。
5月4日是青年節(jié)，晚上我和編輯組幾位同志到紫光閣跳交誼舞。據(jù)說，在此之前的周六晚上，有時毛主席會來這兒跳舞。那段時間，周總理去參加日內瓦會議，未能看到總理，頗感遺憾。
6月14日，編輯組工作結束了，當日中午編輯組全體同志到南池子全國政協(xié)俱樂部(后很長一段時期是歐美同學會)聚會，憲法草案辦公室副秘書長屈武同志和編輯組同志合影，之后以西餐宴請我們。下午回到編輯組，進行座談，總結編輯工作經驗。當晚，田家英來到編輯組，給我們送行。
他講了三個小時。他告訴我們，此時毛主席正在勤政殿召開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憲法是個總章程、總綱領。隨后，他回答了編輯組同志提出的幾個問題。我特別記錄了他對于主客觀關系的發(fā)言。他說，如何發(fā)揮主觀能動性，讓上層建筑為經濟基礎服務?主觀能動性是可以超前的。吳承恩寫的《西游記》里，孫悟空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騰空踩著云彩，他又可以七十二變，這都是人的認識超前的一種表現(xiàn)。我們應當發(fā)揮主觀能動性，推動社會的發(fā)展，為建設新中國服務。
三年后，田家英給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全體師生作報告。結束后，我也加入系主任楊化南的隊伍送田家英同志。他見到我，驚奇地問“你怎么在這兒?”我告訴他，參加完憲法草案編輯工作組后，我考入人大學習法律。他說了句“很好”。
1962年冬，我在去西四舊書攤的路上，見前面一位穿著呢子大衣的人很像田家英，于是跑了幾步迎上去，說了一句“家英同志，你好!”他問我現(xiàn)在做什么，我告訴他在北大法律系教書。他說，“挺好，為人師長得有本錢啊”。到書店我們就沒有談什么，家英又到別處去了。
還是1962年寒假，我去西四書店，又碰到田家英，向他打了招呼。
1966年5月下旬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去中央黨校找周升濤同志，傳達室不讓進院里，我只好請他們打電話叫周升濤出來。老周出來后向我解釋說，發(fā)生點事故，現(xiàn)在外人不準進。后來清楚了，原來是江青、康生、陳伯達誣陷害死了田家英。為之惋惜。人民會永遠記住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作出的貢獻以及對出版毛澤東選集所作的貢獻。
(作者為最高人民檢察院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