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得知正來離世的消息，我內(nèi)心一片茫然，不知是痛還是麻木，只能一人靜靜地坐在電腦前，讓思緒沉寂在空白中。我原已和他約好，在月底前專程去上�？此l知竟然永別。去年底，受他邀請，參加他主持的高研院的一個論壇，見他氣色不好，人也消瘦，囑咐他保重�；鼐┖缶蛡鱽硭净紣杭驳南ⅲ罡姓痼@。這些年，不斷有朋友英年早逝，都和這病有關。生存環(huán)境惡劣，似乎誰都在面臨這個劫數(shù)，能否躲得過去，只看造化了。正來沒能免于這劫，天喪也。
我和正來交往從1986年開始算起，已有26年了。那時有點組織能力的人都在編書，拉起一攤?cè)藖恚覀�出版社，自封主編，就是一個山頭了。正來不能免俗，單槍匹馬闖到北京，先從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出發(fā)，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翻譯西方法律名著，一炮打響，從此在北京學界站住腳跟。人都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其實北京學界的水也很深，正來以一介學生身份來京，除了外語有些功底，理論能力如何，誰知道？反正先混個臉熟再說。大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和正來相識。
說實話，我那時依靠連篇累牘的發(fā)文章，在京城小有名氣，也有個活動的圈子，主要來往的人是遠志明、謝選駿、王潤生、陳宣良、王魯湘、何懷宏、蘇曉康、鄭義等。這些人年齡都差不多，都在大學讀博或任教，在學問上也有些積累和名聲。名氣最大的數(shù)蘇曉康和王魯湘，以《河殤》名震中國，成為當時影響極大的公共事件。其他人也可謂青年才俊，遠志明現(xiàn)在已是全球華人最著名的基督教領袖，當時和我一樣，以馬克思主義話語而異軍突起；謝選駿研究文化哲學，王潤生搞價值論，陳宣良專攻薩特存在主義，何懷宏以倫理學見長，鄭義是著名作家。這個圈子如果原封不動地搬到現(xiàn)在，估計已成大氣候�？上У氖�，風波之下，這個圈子迅速鳥獸散，各奔東西，現(xiàn)在繼續(xù)做學問的只剩下何懷宏。
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大概是1988年，正來和我們這個圈子的接觸明顯多了起來。一是他和包遵信走得近，而老包和我們交往頻繁，這樣自然就重疊到一快了；再一個或許是正來打心眼里認同我們這幾個，愿意和我們深交。因為他的介入，最實際的好處是，多了一個聚會處。原來我們主要是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聚會，遠志明、謝選駿、陳宣良和何懷宏，圖那里有房子，提前分配過去任教，每人分的一套三居室，讓人好生羨慕。但他們都有家室，有時談話不便，正來的居處就成了我們聚會的一個點。那時正來在我的學校人民大學一處筒子樓上租了一個單間，談了一個歲數(shù)看上去很小的女朋友，去他那里高談闊論，顯然沒有什么顧忌。于是，隔三差五，我們幾個跑到他那里，或吃或喝或聊，至今印象深刻。
對我來說，那是一段最黯淡最無望的時光，博士學位沒了，工作沒了，住房沒了，理想全部破滅，何去何從，不知所措。正來原就是個體戶一個，沒有戶口，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事發(fā)后就去了深圳。我是在人身自由受到有限限制約一年后，于1990年11月去了海南。最初去的是一家民辦報紙，開始還寫評論，后來評論受到有關部門關注后沒法再寫了，就于1991年春去了深圳辦記者站，實際上是給報社拉廣告。這樣，我和已在深圳的正來又會合了，他那時在蛇口海上世界那條大船上擺了一個攤，不知道賣些啥東西，好像也沒掙到什么錢。我們?yōu)暮笾胤暌褯]有了在北京時的激情，剩下的大概就是掙錢的念頭。1992年我離開深圳，開始正式下海，跑到山東老家搞房地產(chǎn)，和正來漸行漸遠。
我在下海后，給遠志明去過一信，說了些什么，都忘了，唯獨記得我寫了這么句話：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掙錢。其實，我不是個經(jīng)商的料，只能做甩手掌柜，不能精耕細作。在我當時的印象中，正來應該是掙錢的好手，至少他個體戶的歷史比我早，心理素質(zhì)好。但沒過多久，我就聽別人說起，鄧正來又重操舊業(yè)，干起學術(shù)個體戶了，辦了一個雜志，重溫主編之夢。這個消息讓我對正來極其失望，都什么年代了，還搞那個破學術(shù)有什么用？在海里幾年，錢沒掙到多少，我的價值觀已有扭曲，以為掙不到錢的人都是失敗者。我也是按這個標準來看待正來，對他鉆進學術(shù)象牙塔里不能自拔，實在不能理解。
下海期間，我盡管少有寫作，但畢竟還是讀書人，還是保持著閱讀的興趣，正來當然是我重點關注的對象。不時讀到他的文章和著作，感覺他這些年的學問真是做大了，已今非昔比了，他原來給我留下的長于翻譯、短于理論的印象完全被顛覆，已全然是思想領袖的樣子，提出的觀點高屋建瓴，氣象宏大。我由此理解了他一意孤行于學術(shù)之路的苦衷和抱負。少了一個庸俗的商人，多了一個深邃的學問家和思想家，應是中國學術(shù)之幸。兩相對照，我感覺到自己的價值迷失，從正來身上看到自己的荒廢，所謂物質(zhì)不滅，純粹是謊言，所有的物質(zhì)最終都要灰飛煙滅，惟有精神可以永續(xù)長存。
到了90年代末，我和正來的聯(lián)系又開始多了起來，逢年過節(jié)都要聚一下，后來周舵和阿城提議辦一個讀書會，經(jīng)常在我那里舉行，正來也來過幾次。和他在外面高調(diào)張揚的風格不同的是，在八十年代的這批老朋友中間，正來表現(xiàn)得特別謙虛，聽的多，從不喧賓奪主。他去復旦任高研院院長，朋友中也有些微詞，有說他耐不住寂寞，終于被官家招安了。我是能夠理解他的，在江湖漂泊多年，太苦了，資源整合不起來，一人單打獨斗，何時能夠成事？現(xiàn)在體制內(nèi)的學術(shù)生產(chǎn)基本上都被廢掉了，學術(shù)機構(gòu)官僚化，學者附炎趨勢，做出來的學問大多都是垃圾。舊體制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惟有輸入新鮮血液，才會有所改變。正來借用體制內(nèi)資源，開辟新的學術(shù)生產(chǎn)路徑，以此引領學術(shù)潮流，應是明智之舉。復旦校領導在引入正來這件事上，是開了風氣的，殊為難得。
2009年，我去上海，約了正來和蕭功秦在我朋友開的一家餐館吃蛇肉火鍋，他高興而來，誰知連開兩瓶茅臺，均被他品為是假酒，讓我大失面子。雖然最后還是把假酒喝完了，但從此把柄被他抓在手里，一有機會就數(shù)落我，包括最近這次高研院論壇，吃飯期間仍被他當笑話談。他的酒量好，酒風也好，對我說家里存了幾十瓶茅臺，都備著和朋友共享。現(xiàn)在看來，這個酒他真是喝不得，胃不好哪能這么喝酒。但他就是好這一口，誰又能忍心剝奪他的這點愛好？這次開會，他從家里拿來兩瓶茅臺，凡能喝酒的他都和人家“走一個”，這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喝酒了，肯定是老天最后滿足他一次酒癮。
二十多年來，我和正來限于君子之交，基本上沒有什么學術(shù)上的來往，然而，就在最近兩年，我們卻開始進行學術(shù)合作。他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輯刊》在2010年冬季號，以“本刊特稿”的形式，發(fā)了我一篇長達四萬五千字的學術(shù)論文，并專門為我這篇論文召開了一次學術(shù)研討會，邀請到姜義華、何懷宏、蕭功秦、周寧等著名學者進行評議。我去年在美國和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對話，最后達成意向，舉行一個中美學者的高端研討會，研討中國未來十年的社會轉(zhuǎn)型。我和黎安友教授商定，邀請復旦高研院作為會議的中國主辦方，同時邀請鄧正來擔任中方共同主席。對于這個會議計劃，正來高度重視，立即向國家教育部申請報批。他這次住院后，在回我的短信中仍提及此事，說不能與我合作舉辦這個會議了，深覺遺憾。
人生無常，社會險惡，民族多難，人或遇不測，誰能避之？唯正來此時離去，置愛女于無助，置妻子于孤獨，置學生于無教，置朋友于悵然，痛心之巨，何復補也？蒼天在上，君去何處？
屈子曰：目及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2013年1月25日子夜
來源：共識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