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八月間短暫回國，承陳夏紅先生贈《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冊。返回美國后冗務纏身，最近才拜讀完該書，很有感觸，想到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本也是百年法律人之一，故急就一章，奉上請方家指教。
現在中國，估計一半以上的人，沒有聽說過陶希圣這個人。但1949年前，那是個全國媒體幾乎天天見得到的名字。他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做過北伐軍的中校，領導過社會史大論戰(zhàn)，任過北京大學教授�？箲�(zhàn)時期他是委員長侍從室的組長，軍銜中將，替蔣介石執(zhí)筆寫出《中國之命運》，被稱為蔣介石的文膽，多年間蔣介石的所有文件和公告，都由陶希圣先生起草。他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中央日報》總主筆，主持領導國民黨文宣工作數十年。他是我母親的父親，是我的外祖父。
不過，就算聽說過陶希圣這個名字的中國人，多半也只知道他是文史專家。其實我的外祖父，本是學法律專業(yè)出身，抗日戰(zhàn)爭以前更多是做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法律之外，文史修養(yǎng)較常人更加深厚，而且他的文史學問后來獲得了更大的發(fā)揮，所以反倒喧賓奪主，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史學家，而不再被當作法學家了。
其實這種情況，在清末民初年間，是很普遍的。中國古代讀書人家，都是文史傳家。就算學數理化專業(yè)的青年，大半也都是自小誦讀文史經典出身。物理學家錢學森先生如此，天文學家陳遵媯先生如此，軍事學家蔣百里先生也是如此。想一想，留學生出國后學什么專業(yè)，國內朝廷是管不著，但中國早期官費留學生首先要能得到選拔出國才行。而當年朝廷里負責選拔出國留學的官員們，都是讀文史考科舉出身的，只有文史學問深的青年，才可能被選中。那些年里，光會算些數學題，沒有熟讀四書五經，是絕對考不上留學生的。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黃岡蒼埠鎮(zhèn)陶圣六村，他的父親中了進士，在河南湖北兩省做了很多年縣官和省官。清末民初的科舉進士官宦子弟，大多從小勤懇讀書，很少如當今的高干子弟或暴發(fā)戶子弟那樣胡作非為無法無天。外祖父三歲始讀四書五經，背不出來先生打手板。
中國古代，科舉考的是文史，沒有法律一科。經綸滿腹，考中進士后，朝廷任命官員，則有刑部的差，就是司法部。我的伯父沈鈞儒先生，就是讀四書五經，考中進士，入了刑部，從此成了法學家。外祖父的母舅，有個叫做夏壽康的先生，清朝末年中進士點翰林，宣統三年，在湖北省諮議局任副議長。辛亥革命時，做湖北省民政長，后來進京任肅政史，就是監(jiān)察長。
民國初年，袁世凱任命王治馨為京兆尹，就是北京市長。王治馨原來是袁世凱家的賬房，從前袁家的公子們要用錢，都向賬房王治馨去要�，F在王治馨做了京兆尹，袁家公子們用錢，還是去找他要，京兆尹怎么供應得起。久而久之，京兆尹就被控告。當時肅政史夏壽康先生，寫了一份彈劾京兆尹王治馨的手折，親到大總統府密呈袁世凱。第三天袁大總統下令，將京兆尹王治馨押赴天橋槍斃。夏壽康先生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忽然上折彈劾京府要員，震動海內外�；蛟S這個家族故事，在外祖父幼小的心里種下了種子，使他日后選擇法科為專業(yè)了。
1915年外祖父16歲，隨他的父親由湖北黃岡到北京，考中北京大學預科旁聽生。外祖父告訴我們，他在北京大學預科的功課很緊，有英文課，法文課，中國歷史課，世界通史課。世界通史用的是英文課本，老師是英國公使館秘書嘉特萊先生。
外祖父讀預科時，國學課程教授是沈尹默先生和沈兼士先生。兩位沈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門下士，學生們深為敬佩。沈尹默先生指點北大預科一年級學生讀幾部書：《呂氏春秋》，《淮南子》，《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顧亭林《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章實齋《文史通義》，章太炎《國故論衡》。北大預科二年級和三年級，沈尹默先生繼續(xù)講授國學。外祖父記得很清楚，沈先生先講陸機的《文賦》，然后選擇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為《文賦》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腳。除學校必修功課外，外祖父自修的課程，以《宋儒學案》和《明儒學案》為最得力。他在預科三年級，先讀梁任公《明儒學案》節(jié)本，再讀《明儒學案》原書，然后讀《宋儒學案》。
外祖父預科完成，升入本科法律門，后改稱法律系，開始讀法律專業(yè)。外祖父給我們講過幾個他讀法科時的故事。顯然是這些學生時代的經歷，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曉得了做法律人的情操和品格。
五四運動后第二天，第一節(jié)是刑法課，張孝教授是國家檢察廳首席檢察官，學生都圍著他，問他昨天發(fā)生的動亂合不合法。張教授說：我是現任法官，對昨天的事件，不便發(fā)表個人意見。我可以說的，只有八個字：法無可恕，情有可原。事后司法部總長朱琛先生對張教授講出這八個字，非常不滿，大加申斥。第二節(jié)課是憲法，鍾賡言教授是法制局的參事。他走進教室，把書放到講桌上，低著頭，什么都沒說，足足五分鐘，才抬起頭來，說了一句：“我們中國……”就停住。教室里靜極了，能聽見窗外的風聲。鍾教授又抬起頭，說一句：“我們中國……”他的淚水涌出眼眶，滴落在講桌上，再也說不下去。全班同學聲淚俱下。
北京大學法科二年級時，外祖父發(fā)現民初的民法刑法，都以德國日本法典為藍本，就想學德日兩文，得知德文難學，便趕緊學日文，以便能夠閱讀日文原著書籍。外祖父說，當時買日本法律書籍很方便。只須寫信給日本東京丸善書店，指定書名，那書店便照單寄到北京東交民巷日本郵局，由郵局將書名及價錢通知訂購人，訂購人到郵局付錢取書。用此辦法，外祖父買到不少日本專家的民法商法著作。他租住一個小公寓，書架上的書一批一批地加上去，上課之外，就在家里自修。
除讀法學書，《宋儒學案》以外，外祖父大學三年級時，還讀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拉馬克的《生物學》之類。當時在松公府，有個小書店，叫做共學社，外祖父常到那里去買些新書來讀。他后來回憶說，當時最覺有必要細讀的一本書，是王星拱著的《科學方法論》，可惜讀不大懂。
大學三年級過年前兩天，北京的報紙出了十七個題目，征修訂民法的文章。外祖父決定應征，馬上起草。初稿完成，十萬字。高一班同鄉(xiāng)黃先生也應征，外祖父便與他討論。他看過外祖父的文章說：法學文章不可太長，要有條有理，簡潔扼要。別人說十句，你說一句。你說一句說不清，說十句還是說不清。外祖父覺得有道理，就修改文章，縮成三萬字，每段加小注，說明引文來源。改好以后，用小楷抄清，釘成一冊，送到民法修訂館。
結果外祖父的這篇文章獲得第一名，獎金是一百元。他用這筆錢，向東京丸善書店訂了國際公法及德國民法和瑞士民法，還有羅馬法與日耳曼法等英文著作。當時中國銀元價值很高，美金一元只值中國銀元九角，日金一元只值中國銀元二角五分，買書是非常的便宜。就算王亮疇博士的德國民法典英文譯本，也只要銀元一塊八毛。
那年正月初二日，外祖父到中央公園(北伐后改稱中山公園)，參加湖北同鄉(xiāng)大會，為了聲援“鄂人治鄂”運動。因在京的湖北同鄉(xiāng)推夏壽康先生為湖北省長，由周樹模先生向徐世昌大總統推薦，已見公府任命。夏先生奉命之后，即往漢口�？墒呛倍杰娡跽荚獏s保舉政務何廳長為省長，拒絕夏先生過江到武昌就職。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的湖北同學發(fā)動“鄂人治鄂”運動，其他大專學校亦有同鄉(xiāng)學生參加。結果發(fā)生混亂，公園的警察來捉人，外祖父亦其中之一，可謂知法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