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口述
我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后不久,就離婚了。此后,由于長期勞動和改造,再加上事故中一條腿也廢了,有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我都是一個人過的。
“文革”之初組建新家庭
1967年,我跟現在的愛人崔琦結婚了。那時候,我的生活還沒受到太大的沖擊,相對來說比較安靜一點。我真正受到沖擊是在1968年和1969年,如關牛棚、被隔離等。我跟現在的妻子崔琦相識可以說是一種緣份吧。她原來是北京市東城區(qū)房管所的干部,也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我們先前不認識,后來是經北京政法學院民法教研室的同事姚兆輝介紹認識的。我和她可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們認識后不久,相互就慢慢熟悉了。當時我們倆的歲數都已經不小,我已經36歲,而她也32歲,又都是戴著“右派”的帽子整整十年了,長期這么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于是就商量,我們兩個人組成家庭。我們就是這樣走到一起的�；叵肫饋�,我們在“文革”之初結婚,多少有些“反潮流”的意味。兩個“右派”在那么敏感的歷史時刻結婚,也算有些“大無畏”的精神。當時我們的婚禮非常簡單,沒怎么請客,兩個人去照相館照了一張相,就算結婚了�，F在來看,當時結婚照上,我是系著領帶的,有人說,在那時候真是有和“破四舊”相逆反的勇氣。
到1969年,已近四十歲的我,初為人父。但是在當時那種背景下,我們自身的命運尚且在時代的長河中顛簸起伏,對于下一代,既想讓他健康茁壯成長,但對當時的環(huán)境又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我兒江波出世時,我寫下了一首詩《七律·紀念波兒出世》來紀念:
誰遣此兒下塵河,未落人間已巔坷；抱嬰床前沉百感,握筆案頭發(fā)九歌；犀無梳處方知老,歡未成時幾經折；江海行舟多險阻,愿汝長能耐風波。
我們江家取名的傳統(tǒng)是按“永懷偉業(yè)”四個字來排輩,我是“偉”字輩,我的子女是“業(yè)”字輩。但在當時的情境下,我們并沒有按照祖輩的方式,而只是給兒子取單名“波”,也就像這首詩末句所表達的,作為父親,期望他能“耐風波”吧。
生活的艱辛與無奈
我前前后后在延慶一共待了六年半。整體的感覺是工作環(huán)境很不錯,人與人之間沒有什么政治上的歧視。畢竟是在基層,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淳樸、簡單,我與同事、學生關系也都不錯。
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在延慶那段時間,生活上可真是十分艱難。我愛人只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后來有了孩子,就沒有再上班。這樣我們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只能指望我那69元錢的工資。
艱難到什么程度?那時候我從延慶回市里,或者從市里去延慶,每坐一次公交車都要掂量掂量。北京距離延慶160華里,坐一趟車正好是1.6元,而要坐個來回,就得3.2元,如果再加上孩子的車費,可能還要更多。這樣一來二去,我那點工資就剩不下多少了。所以那時候,我騎著自行車往返于縣城和各公社之間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冒著很大的風險,居然騎車從延慶縣城回北京。
我記得在我的詩詞中,有好幾處都記錄了我騎著自行車回延慶的經歷。比如1973年夏天寫的《江城子·自延慶歸遇風》:
四圍青山浴清輝,煙霧垂,孤云隨。徐徐微風,輕騎跨烏騅。恰似當年千里路,桃花客,上天闈。
軍都山前云漸黑,起沉雷,高標危。命運何舛,恰逢此時歸。十六年前傷心事,淚和夢,是耶非。
在這首詞中,表明了當年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前半闕講當年留學時春風得意的心情,后半闕講逆境時的傷心往事。
1975年初春,我還寫過一闕詞《水調歌頭·騎車自延慶回北京》:
天險不足懼,跋涉有何難。任憑風雪欺我,偏要輕車還。橫上軍都百丈,直下關溝九曲,樂自在其間。低吟還未定,已過居庸關。
衣也透,腿也軟,腰也酸。老驥伏櫪,雖有壯志難似前。不靠天上風助,卻要人間牽,令我心悁悁。勸君應服老,莫學莽少年。
當時,對于我一個安裝了假肢的人,而且年齡也已四十多歲,騎車走160里路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在我的性格中,有一種喜歡冒險的氣息,“勸君應服老,莫學莽少年”是我對自己的勸誡。
我在1977年快要離開延慶時,曾有一次大霧中騎車的經歷。我為此寫了首《蝶戀花·霜霧行車有感》:
蓋天垂地起銀幕,圣誕前夕,星掛玻璃樹。虛無縹緲登云霧,應在蓬萊第幾處?
天公勸我慎擇路,仙闕迷宮,得意莫快步。沉舟不在黑水渡,坦途偏有車翻覆。
最后兩句“沉舟不在黑水渡,坦途偏有車翻覆”是對我人生的告誡。
后來,到1975年的時候,兒子已經六歲了,到了該上學的年齡,兩個孩子完全由妻子帶,她也很吃力。我便把兒子帶到延慶,一邊給學生上課,一邊照顧兒子,忙得不可開交。不過身邊也因此多了些溫暖和安慰。晚上父子同擠在一張小床上,增近了父子間的感情。每月只能回家一次,平時星期天還要給兒子改善一下伙食。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一個當地老師的關系買一個豬頭。收拾豬頭很費事兒,但是做出的豬頭肉卻很香,成本又不高,還能吃好多天,這也是苦中尋樂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