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西政五十周年”之時，我曾回“西政”去看過王錫三先生，身體欠佳，原因是因一小病住了醫(yī)院，由于王老從未住過院，這一住反而使王老身體狀況處于不佳的境地。那一年是2003年，王老97歲。我和師兄弟們談起王老，都認為王老將成為法學界首位百歲老壽星。
2004年秋在京見到“西政”原副校長徐靜村教授，徐說2005年是王老百歲華誕，學校將隆重地為王老祝壽，徐還說自己是組織者，具體策劃人，還進一步談到了許多細節(jié)，例如，祝壽時，時間不宜太長，恐礙王老身體。我對徐先生說，屆時我一定要去重慶為王老祝壽，表一表學生心愿。沒想到2004年11月王老突發(fā)腦病，再次住進醫(yī)院。12月9日那天，陰云低垂，天色灰暗。13時40分，王老終因醫(yī)治無效，乘鶴仙去，享年99歲，差四個月不到百歲。王老去世時我正在日本訪問，未能趕往重慶見上王老最后一面，并與遺體告別，是為無限遺憾，更加劇學生心中之悲痛。
雖然我在自己的自選集《守望想象空間》的序（《再回首》）中談到了王老二、三事，但只是大概，為緬懷王老，深深追憶王老為人為事為學之精神，為學生及后生發(fā)揚光大，在清明節(jié)之際，王老誕辰百年之時，特提筆再述。
我的導師——王錫三先生，一位極有學者風度的長者。我作為他的研究生時，他已77歲高齡，滿頭銀發(fā)，是我們一般人想象中的標準的資深老教授形象。王老1906年出生于河北豐潤縣，1926年—1932年就讀于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也是朝陽大學法律系的高材生。1932年—1935年日本明治大學研究院法律系攻讀法律，并獲法學學士。想當年王老也是中國留學生中的一大才俊，風流倜儻。王老當時是日本中國留學生協(xié)會的秘書長，在留學生中有著很高的威望。王老說他的同學有三大類：大漢奸、國民黨大官以及共產(chǎn)黨的高官（指的是原北京市委副書記、也是著名的法學家——張友漁先生）。
在東京學習時，我曾專門去過地處東京鬧市區(qū)的明治大學。該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已有相當長的歷史。王老在日學習期間，學習優(yōu)異�；貒�，王老即在朝陽大學和燕京大學任教。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事件，王老大概會一輩子從事自己最心愛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谷諔�(zhàn)爭爆發(fā)，作為滿腔熱血的愛國青年——王老毅然放棄了自己喜愛的事業(yè)，投身于腥風血雨的抗日戰(zhàn)爭之中。在1935年東北淪陷后，王老就加入了華北文化界救國會，積極參與愛國運動。當日寇侵入華北后，1938年，一個最寒冷的冬天，王老來到了山西臨縣，加入決死隊14總隊，成為隨軍教員。在此期間，與決死隊的隊員們共同經(jīng)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穿行于槍林彈雨之中。也正是在抗日的火線上王老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以后因為戰(zhàn)爭的原因，王老與黨組織脫離了聯(lián)系，作為單線聯(lián)系的介紹也相繼故去，因而阻礙了王老恢復組織關(guān)系，也正是這一點成為王老終身的痛。
推事與院長、館長、教授也許還能聯(lián)系起來，但是要把敢死隊與推事、館長、教授聯(lián)系起來就有點困難了，這需要相當?shù)南胂罅Α２贿^經(jīng)過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人們不難想象這樣的聯(lián)系。國外許多很有學術(shù)成就的老學者也曾沐浴過二戰(zhàn)槍林彈雨。王教授也是如此。
抗戰(zhàn)后期，王老還在地方法院做過檢察官和推事，在軍校任中校教官，在法官的位置上做到了四川省高等法院推事。抗戰(zhàn)結(jié)束后在貴州大學法律系做教授，法律系主任。解放后王老調(diào)任西南政法學院做教授，在西南政法學院期間曾任西南政法學院圖書館館長。文革前，還擔任過四川省政協(xié)委員等社會職務。文革結(jié)束后在訴訟教研室任教。在當時的民事訴訟法學界，王老是內(nèi)地唯一的民事訴訟法方面的教授，毫無疑問，屬于“超天王級”的人物。
王老的著作不多，1949年以前，王老翻譯出版過《論二十世紀的死刑》和《修正民事訴訟法要義》。在過去戰(zhàn)火紛飛，時局動蕩不安的年代，也不可能寫出多少法學專業(yè)的著述，像王老這樣的著述成果亦屬不易。在八十年代許多教授也不過是一本書，一、兩篇論文。
1978年西政復辦，西政開辦了首期全國民事訴訟法教師培訓班，王老親自掛帥授課，打造了我國改革開放后民訴學界的“黃埔一期”，這些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民事訴訟法學界的頂梁柱——章武生（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趙鋼（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漢昌（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教授、副校長）、蔡虹（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教授）、齊樹潔（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等等。
80年代民事訴訟研究資料極其匱乏，幾乎見不到任何關(guān)于西方國家民事訴訟法學的資料。為了彌補資料的不足，王教授在7、80高齡還翻譯了大量的日文資料，如《舉證責任研究》、《日本民事訴訟法》以及《資產(chǎn)階級國家的民事訴訟法》，不過那時沒有條件出版，只能在學校內(nèi)部印刷。他翻譯的這些資料至今仍未過時，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王老人真正實踐了終身學習的人。王老在90歲高齡還在閱讀專業(yè)書籍，并出版了專著《民事訴訟法研究》。印刷過程中，我們?yōu)榱送趵系慕】�，建議由我們代為校對，王老堅決不同意，硬是自己一字一字校對完全書，全書近六十余萬字。這不能不令人敬佩。由于時代的原因，王老沒有給民事訴訟法學界留下更多的東西，這恐怕是最令老人家遺憾的地方，但王老留下了嚴謹?shù)闹螌W精神。
王教授治學和教學都十分嚴謹。每一次上課前都要提前指定閱讀書籍，上課時不時提問，某一種觀點為何人所言，源于何處。答不上來，將招致嚴厲的批評。我當時的興趣不在民事訴訟，也未好好地準備，所以難免挨批。為了避免挨批，我們便投機取巧地臨時看上幾處，以待考察，有時這種小伎倆也能起到作用，但現(xiàn)在想來，其實是糊弄了自己，在自己做了教師之后才感覺到底子的重要，此時方感功力不夠。成功沒有捷徑，有很多東西我是后來才惡補的。
想想那時，王老就已經(jīng)明確指出，我們對舉證責任應當下大力氣研究，但我們卻沒有把舉證責任當回事，以為不符合國情，沒有用武之地，現(xiàn)在看來舉證責任無疑是民事訴訟法學中的一座蘊藏十分豐富的學術(shù)“金礦”，如果那時下手研究舉證責任，并深入拓展，現(xiàn)在無疑是這方面的最有資格發(fā)言的人，而且不會導致現(xiàn)在難以更正的一個錯誤命題——誰主張、誰舉證——的流行。舉證責任這樣一座民事訴訟法學方面少有的學術(shù)“金礦”，居然在研究生時被我們所輕易放過了，想來無比后悔，亦感嘆王老的遠見。著名的民事訴訟法學家李浩教授就是從王老處得到這一研究題目，并在王老的指導下進行了研究，雖然李浩教授不是王老的“正宗”弟子，但王老對于他的指導是非常盡心的，李能成為民事證據(jù)學研究方面的權(quán)威人物，與王老的培養(yǎng)是分不開的。陳剛教授的出道成功也同樣是挖掘這一“金礦”的結(jié)果。
作為王老的學生，我非常感謝王老將我引進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殿堂。正是王老將德國民事訴訟法學家赫爾維希、羅森貝克、比洛夫，日本民事訴訟法學家兼子一、菊井維大，蘇聯(lián)著名民事訴訟法學家A·克列曼（雖然是一個左派法學家）、顧爾維奇等一一引到我們面前，把我們引進了精致、充滿思辨和緊張的理論迷宮，享受推理和思辨所帶來的快感。在法學理論的啟蒙階段能與這些理論家“對話”實在有幸。王老當時所關(guān)注的重大問題——直接原則、言辭原則、辯論原則、處分原則依然是現(xiàn)在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問題。我記得當時王老反復強調(diào)言辭原則如何之重要，但我們這些研究生實際上對此依然是漫不經(jīng)心，以為以言辭方式在法庭表達當事人的主張，這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現(xiàn)在看來言辭原則對于建構(gòu)現(xiàn)代民事訴訟法極為重要，在我們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法中恰恰就缺失了這樣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學生只有在成為老師之后，才能真正感知作為自己老師曾經(jīng)有過的用苦良心。
王老的學生不多，但均有才氣，事業(yè)有成。大弟子——田平安：教授、博士生導師，原西南政法大學黨委書記、校長；顧培東：28歲便成為經(jīng)濟學研究員，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是經(jīng)濟學、法學的“兩棲”學者；袁岳：社會學家、著名策劃人，零點調(diào)查公司總裁。郭明忠：深圳市律師、原深圳市福田區(qū)法院副院長；吳毛旦：河南省某中級法院院長。
王老的精神是一種令我們一生享用不盡的精神，那就是嚴于律己，敬業(yè)盡責的精神，一種獨立思考，既往前行的精神。我想這也是王老留給弟子們的最寶貴的東西。
2005年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