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暉，1928年出生，湖南湘陰人，1951年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yè)。上世紀50年代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哲學講師，80年代初為清華大學副教授。1979年以來，先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法學會研究部主任，《中國法學》雜志社總編輯、編審。
現(xiàn)任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顧問，北京大學憲法學行政法學博士生導師組成員、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湖南大學學教授兼《岳麓法學評論》主編，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
少年郭道暉
風雨八十載，前半生搞機電，后半生遁入“法門”，一路風塵�！袄隙鎴�，不墜上下求索志；桑榆非晚，猶獻春蠶未盡絲”。郭老嘗言，既然已是“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那么本性難移、此志不改，功過是非任人評說吧！
每逢郭老，他總是精神矍鑠。再過一年，他將年滿80周歲。古人云80歲乃耄耋之年，但在郭老身上你幾乎察覺不到歲月的痕跡。他身體健康、思維活躍、談笑風生，還不時地幽你一默———他是一個能與時間賽跑的人，80歲的老人了，對電腦門兒清，每天寫文稿全部親自敲鍵盤，郭道暉先生是對玩電腦樂此不疲的老者之一。
前幾天在武漢舉行的法理學年會上，與郭老同車而行，聽郭老閑聊，順便聽他講難以忘懷的法政往事，便很想去清華園領略那一番水木年華……
少年勵志 初煉人生
郭道暉的父親郭德垂，是湖南著名的化學教師。郭德垂的祖父郭侖燾，與大哥郭嵩燾和二哥郭昆燾，并稱“湘陰郭氏三杰”，郭家世代的祖訓是：“世家先立本，道德與文章。”
童年的郭道暉常見父親給畢業(yè)生紀念冊題字，總是“工業(yè)救國”四個字。他非常好奇，便問父親，得到的回答是：“只有這四個字才是中國的希望！”這對郭道暉影響很大。因此，他雖然自幼喜歡文思，但還是堅持學理工。
1943年，他初中畢業(yè)，成績名列前茅，本可直接保送高中，但管訓育的教官盧某因他常愛批評時政校政、罵奸商之類，對他印象不佳。有一次郭道暉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腹便便的奸商，一位同學把他告到教官那里，結(jié)果被“罰站”一小時。畢業(yè)時訓育處給他一個不大合邏輯的評語：“學行優(yōu)異，惟體弱多言�！薄岸嘌浴背闪艘粭l罪狀，不予保送，于是只得參加升學考試。
1944年夏，湘桂戰(zhàn)起，郭道暉為了不中斷學業(yè)，考進桂林國立漢民中學。漢民中學的校長任中敏，性格耿介，人稱“桂林八怪之一”。有一次，學校建校舍，校長帶頭，率領全體學生到山里扛竹子。當時郭道暉正患足疾，行走不便，但還是照樣上山，扛到第三次，實在很累了，就扛了一根較細的竹子。不巧被校長撞見，訓斥道：“怎么挑這不成材的東西？說明你也是個無用之材！還不給我扛回去，換一根大的！”這可苦了他，只好又回去挑了一根粗大的竹子，踉蹌而歸。事情雖是如此，但郭道暉對校長的評價很是不服。
1944年秋，日寇進逼，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桂林大疏散。郭道暉與家人逃難到貴陽，隨后又轉(zhuǎn)赴重慶，其間跋山涉水、深入不毛，輾轉(zhuǎn)數(shù)千里。郭道暉看到了老百姓的苦難，也看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在思想上受到一次很大的磨練，從此立志要“拯人民于水火”。
1999年11月，郭道暉在日本作學術(shù)演講，一口氣講了近三個鐘頭。主持演講會的日本學者夸獎年逾古稀的他身體好，于是向其請教養(yǎng)生之道。他說這是因為年輕時逃難，步行千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日本學者很詫異：“為什么要逃難？”沒想到郭道暉卻說：“因為貴國侵略我們啊！”
水木清華 玉汝于成
1947年7月，郭道暉一連考了4所大學，精疲力盡，大病一場，幸好被三所學校同時錄取。他毅然選擇了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一是為了實現(xiàn)他的“工業(yè)救國”理想；二是仰慕清華的民主自由風氣。
初進清華，據(jù)說按慣例，第一次普通物理的月考，必須有三分之二的學生不及格，意在給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才子們一個下馬威。所以，剛進學校頭一個月，郭道暉總是搶坐前排，認真聽講。當時清華教授多主張“通識”教育，認為工學院的學生不能滿足于當個“高級工匠”。因此，在課余時間，郭道暉還常去聽吳晗、張奚若、朱自清、馮友蘭等教授的演講，寒假還到建筑系去學素描畫。
由于在中學時代已經(jīng)有一定的政治覺悟，一到清華，郭道暉就積極投入到學生運動中，每次游行與集會都必參加，同時還自覺地動員同室的同學參加。在國民黨軍警的坦克和機槍面前，他無所畏懼地爬到樓上刷寫反美蔣的標語，還參加保衛(wèi)清華園的糾察隊，拿著棍棒半夜值班守衛(wèi)校門。后來，郭道暉上課聽講的位子，也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個角落里，一邊似聽非聽地聽老師講課，一邊卻在偷看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新民主主義論》和一些學運小冊子。
有一次，和他同坐后排聽課的一位湖南老鄉(xiāng)，突然把他拉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掏出一份《新民主主義青年聯(lián)盟章程》給他看，說這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一個進步青年地下組織，問他愿不愿意參加？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因為平時他在課堂上偷看進步書籍時，這位老兄老是盯著他看，他還以為是“特務”盯梢呢？今天才知道人家原來是盯上自己作為“發(fā)展”入盟的對象啦。
1948年，國民黨反動派加緊迫害，北京城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為了共渡時艱，迎接解放，郭道暉聯(lián)合一些湖南老鄉(xiāng)組織了一個小集體，其內(nèi)容一是組織讀書會，學習馬克思主義；二是他們編輯出版了一份油印報，取名《曉露》，意指在黎明前以它催花潤草，而在太陽出來(解放)后，就完成歷史任務，自行消失。
桑榆非晚 老而益堅
斗轉(zhuǎn)星移，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1979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剛建立，時任辦公室主任的王漢斌就把郭道暉調(diào)去工作，這時郭老已年屆半百，改行學法，可謂“老年出家”。法學上的權(quán)利、權(quán)力，同電機學上的電壓、電流，相去十萬八千里。但郭老對中國缺民主、無法治所帶來的痛苦，有著切身的感受，他發(fā)誓要在未來的歲月中，追回被耽誤了的20年青春，竭盡余力，做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
郭老進入“法門”之后，開始對階級斗爭法理學進行揚棄，“法的時代三步曲”———《法的時代精神》、《法的時代呼喚》、《法的時代挑戰(zhàn)》，堪稱中國新時代法學的扛鼎之作。
郭老對年輕學人給予無私的幫助與提攜，他所主持的《中國法學》對年輕學人的成長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每逢中國法學界“左”風襲來之時，郭老都挺身而出，以革命家的道義、勇氣與智慧，維護年輕學人，維護學術(shù)的尊嚴，營造平和與寬松的學術(shù)環(huán)境。有人說，郭老的存在是中國法學的一大幸運。
郭老對于中國法學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貢獻。上世紀90年代以來，郭老數(shù)次代表中國法學會，率團參加在德、意、日、韓舉行的法哲學世界大會或亞洲大會，在會上宣讀論文、回答提問；或作為學者個人，接受港臺和外國法學界的邀請，外出參會和講學，其深刻而獨到見解和應對外國學者尖銳敏感的提問所表現(xiàn)出的坦率機智的風度，引起境內(nèi)外學者的熱烈反響和好評。他1996年在香港法律界演講時，聽眾中的英國律師、教授，會后紛紛圍上前來同他熱烈握手說：“聽了你的演講，感到中國學者有這樣前沿的思想，我們對中國未來的法治更有信心了�！�
郭老雖已年屆八十，但卻依然活躍在思想、學術(shù)的最前沿。人入暮年，大多數(shù)人的感覺可能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但對郭老來說，或許在他的生命數(shù)軸和思維意識里還沒有“老去”這一概念�！耙蝗f年太久，只爭朝夕”，倘以學術(shù)論，或許郭老的生命之花才正是艷麗之時。
郭老一生雖歷經(jīng)沉浮，但卻依然故我。面對英才輩出的法學界，他無意爭鋒，只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