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周道鸞老先生是很輕松的，因為他事先會問清楚你要采什么，想寫什么，然后打電話過來問“你看我這樣準備符不符合你們的要求”，并且會在采訪前一夜短信囑咐記者“希望明日早點趕來”。但在見到周老之前，你并不知道他還親筆寫了一份密密麻麻、用紅綠黑三種顏色的筆慢慢標注了5頁的提綱，并且希望記者早點趕來的原因并不是老先生另有安排，而是“我昨晚看到天氣有變，怕你過來晚了回去不方便”。
于是，幾乎是懷著一種感動的心情，記者開始了對著名法學家、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周道鸞老先生的采訪，聽他講述自己近八十年的人生。
湘西走出的熱血青年
周道鸞真正與法結緣是從24歲考上北京大學法律系開始的。那之前，周老亦是熱血青年一名。
洞庭湖畔的魚米之鄉(xiāng)湖南省津市市是周道鸞的家鄉(xiāng)，湘西風光和父親是他最早的回憶。
周道鸞的父親是名“自由職業(yè)者”———行醫(yī)坐堂老中醫(yī)。父親醫(yī)術精湛，在當?shù)芈曂H高，還是當?shù)刂嗅t(yī)師公會的理事長。后來索性在家開了中醫(yī)診所，“懸壺濟世”。
父親教子嚴格，家中四個兄弟姐妹，周道鸞排行老三。入小學后，就要練習柳體書法。每天除完成學校的作業(yè)外，父親還會要求孩子們在家中用毛筆繼續(xù)練習。
有一次，周道鸞由于年幼貪玩，忘記了寫大字。父親發(fā)現(xiàn)后，喝令他趴到一條長板凳上，著實給了小道鸞三戒尺�！半m然一點兒都不疼，但對于我來說印象太深刻了�！比缃瘢艿利[依然對此印象深刻。
初中畢業(yè)后，周道鸞考進了當?shù)孛＞佩⒙?lián)中。高中學習一年半后的1949年，全國解放。革命干部接管并深入津市市各中小學宣講革命道理。正值青春年少，周道鸞聽得熱情激蕩，并下決心棄學投入革命大熔爐中去。
1950年2月，周道鸞離家，只身赴武昌考取了湖北革命大學，開始正式接受革命教育。當時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8個月的革命學習之后，周道鸞被分配到中共湖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工作，接著被派往湖北省浠水縣參加土地改革運動。
浠水縣是聞一多的故鄉(xiāng)，作為鄉(xiāng)間大戶，聞一多的家也成為了當時土改情緒高漲的農(nóng)民們的“抄家”目標。事先得知這一消息后，周道鸞受指派，立即和幾名同事連夜趕往當?shù)�，做農(nóng)民工作，及時阻止了這一行動，保住了“聞一多故居”。
這件事情是周道鸞至今都引以為豪的，但它的意義更在于，“這也是我第一次和農(nóng)民直接接觸”。這次接觸，讓他切身體會到了農(nóng)民的渴求、地主老財?shù)钠蹓阂约芭f社會農(nóng)民的悲慘生活。
“硬著頭皮學法律”
1954年，全國高校招收大學生。由于生源不足，國家教育部門動員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和具有同等學力的在職年輕干部報考。雖然在湖北省統(tǒng)戰(zhàn)部的工作已經(jīng)做得非常好，年輕有為，但一心想學點兒專業(yè)知識的周道鸞還是下決心報考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和英語系。語言是他的興趣所在。
“不幸”的是，結果出來后，周道鸞被分到了北京大學法律系。當年，為了加速培養(yǎng)新中國法律人才，經(jīng)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董必武提議，北京大學恢復法律系。周道鸞也成了北大法律系的第一屆學生。
這讓周道鸞很不開心。
幼年時期，由于看到過很多官司糾紛和斷案，讓周道鸞打心眼兒里討厭兩種人：奸商和訟棍。所以當他聽說自己要去學法律當“訟棍”時，一肚子不滿意。
所以當接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后，他立即向所在處領導匯報：不想去報到。領導說：“那明天開黨支部會討論討論�！庇捎谥艿利[剛?cè)朦h不久，怕影響不好，所以第二天就向領導表示愿意去北大報到。但心里想報到后再“跳系”。
當時，周道鸞在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讀書的津市市老鄉(xiāng)饒毅喜從北京南下回家，中途遇洪水困在武漢。小饒在統(tǒng)戰(zhàn)部休息時得知此事，對周道鸞說：“你要是報到了就‘跳系’，作為一名年輕黨員干部，不起模范帶頭作用，影響多不好。”這句話讓周道鸞心里一驚。幾番心理斗爭之后，他終于決定“硬著頭皮學法律”，而當年這位勸說他別動搖的老鄉(xiāng)，也成了周道鸞的妻子。
專挑“難啃骨頭案”
既來之則安之。既然選擇了學法律，那就勤奮刻苦學習。到1958年畢業(yè)時，他的所有主課，除一門是4分以外，其余都是最高的5分(當時學習成績實行五分制)。北大的四年學習給予周道鸞的兩大收獲是：讓他學會了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解決問題，并且對于法學這一學科開始入門了。
畢業(yè)當年，周道鸞被分配到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
周道鸞到北京市高院的第一份工作是到研究科擔任科員、書記員，一干就是20年。但他并不關心職位升遷，只是默默地、出色地完成著自己的工作。
十年動亂，周道鸞也未能幸免。他被下放到了北京市通縣牛堡屯公社從事農(nóng)業(yè)勞動。那時無論日子看起來多艱苦，他都始終堅信這只是一種磨練。
1973年5月，他終于調(diào)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被分配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庭辦案。拾回老本行的周道鸞欣喜萬分，他辦案不關心數(shù)量，反而鐘愛重大疑難案件，經(jīng)常跑去跟領導說要多給他些“骨頭案”。
對于眾多難啃“骨頭案”的辦理，讓周道鸞積累了豐富的審判工作經(jīng)驗，在辦案時，他不是狗熊掰棒子，而是十分重視吸取和總結經(jīng)驗教訓。
“辦案和搞研究是兩股勁”，回憶起那段經(jīng)歷，周道鸞說，“當時是全身心投入，一天到晚腦子里裝的都是案子，連做夢都是”。
后來，周道鸞又先后被調(diào)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任研究室主任、司法行政處副處長、刑二庭庭長等。
當他熱火朝天地投入在法院各項工作中時，一個重大的人生抉擇正在等待他。
棄“正局”取“副局”
1985年，北京市法院黨組向市委推薦周道鸞任高級法院副院長。不久，北京市委政法委書記找他談話，擬調(diào)他到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學院當副院長，任臨時黨委副書記。當時周道鸞正被借調(diào)到最高人民法院，參與為全國法院干部業(yè)余法律大學的刑法教材編寫工作。
面對這樣的抉擇，周道鸞表示，如果是組織決定，我服從；如果是征求意見，我還是想繼續(xù)留在高院工作。他覺得，留在法院搞審判工作是他的專業(yè)，可以讓自己更好地發(fā)揮作用，而出任院長，他認為自己缺乏教學管理經(jīng)驗，不足以勝任。
但是，北京市委最終還是正式任命周道鸞為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學院院長（正局級）。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得知此事后，先后兩次寫信與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聯(lián)系，后經(jīng)過中央政法委秘書長的協(xié)調(diào)，1987年5月，周道鸞終于卸去了正局級的院長職務，調(diào)進了最高人民法院。
這個決定在當時惹來了很多人的不解�？芍艿利[卻只認一個理：“如果我去當院長，不在法院干，我的專業(yè)就全沒了，優(yōu)勢也就沒有了�！�
在最高院做了六件事
周道鸞正式調(diào)進最高院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進庭辦案，而是當了辦公廳主任，主要協(xié)助院長研究重大事項，搞好辦公廳工作。1988年，法官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guī)劃，并正式成立起草小組。周道鸞有幸成為其中一員。
當時，有很多人不理解：已經(jīng)有了人民法院組織法，為什么還要法官法？
如今看來二者是不可代替的，可那時，起草小組成員們費盡心思極力說服中組部、人事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等各部委，希望得到認可。
終于，經(jīng)過八年“抗戰(zhàn)”，33次易稿，1995年2月28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終于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好不容易啊。”周道鸞不禁感慨。
“我在最高院11年，一共做了六件我認為很有意義的事，這是第一件�！敝艿利[翻著手寫的提綱，繼續(xù)認真地談下去：參與刑法、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規(guī)范司法解釋工作；參加罪名規(guī)范化、統(tǒng)一化工作；參加法院訴訟文書特別是裁判文書的改革；參加法官培訓。
每講到一項，周老先生都會回到書房，拿出該方面的重要文獻，仔細解釋給記者聽。然后說：“這些都是有事實根據(jù)的�！�
到各地進行工作和調(diào)研時，周道鸞都很有針對性。他會提前告知當?shù)胤ㄔ杭膩肀驹号袥Q書，親自一份份看，并標注批語。有一次到山西講課，相關法院竟寄來兩大捆判決書，周道鸞依然悉數(shù)批注。“要常講常新，要有針對性，沒有通天下的教案�！�
堅決不讓思想退休
1998年6月，年近68歲的周道鸞從最高人民法院退休，開始了全新的生活。他依然堅持每天讀書、看報，“工作上退休，思想上不能退休”，周老說他每天都會看《新聞聯(lián)播》，“打心眼兒里關心國家大事”。
比較寬裕的時間讓周老有了更多精力梳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經(jīng)驗。此外，他還認真參加司法改革問題的研究、開展刑事司法熱點問題研究、積極到各地調(diào)研，等等。
最近，周老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少年法庭的專著即將出版，這也是他近期研究的成果。同時進行的，還有關于刑法的繼續(xù)研究。
“但我可不是個書呆子”，談到生活和愛好，周老瞇著眼睛說。周道鸞從小就喜歡京劇，小學和初中時，就登臺獻唱過，他演過曹操，扮過韓信；后來到湖北革命大學，他還參加過《黃河大合唱》，并擔任領唱�！拔以诒贝髸r還跳過舞，現(xiàn)在跳不動了�！�
周道鸞人生的座右銘是：“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倍惨恢笔沁@樣做的：無論對待工作、對待生活，都是一樣的，認真、刻苦、勤奮。即使退休后依然如此。
在法院工作了半個世紀，伴隨著新中國的法治進程一步步走來，周道鸞既是見證者，又是參與者，更是體驗者。他對司法工作的深厚感情不言而喻，“我喜歡它，熱愛法律這個專業(yè)”。
談及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最大感受時，他說：“這是一個曲折發(fā)展的道路，但什么都阻擋不了依法治國的進程，要堅信我們能克服困難，依法治國道路的前途是光明的�！�
這就是周道鸞的“法治情結”，也是支撐他在法治路上堅定地走了半個多世紀沒有絲毫動搖的信念。這個信念，不遙遠也不縹緲，只需腳踏實地，堅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