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塵封的記憶去回憶一個你最尊敬的人，其實是一件無比感傷的事，它會撩撥心靈深處不愿被觸及的情感,讓你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今年是我的導師何華輝教授逝世的第十一個年頭，往事再提，先生為人為學的一幕一幕鮮活地展現在眼前：
何先生的前半生，度過了沒有青春的歲月，幾乎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苦難的縮影。他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yè)后，在風華正茂之年，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新中國的法學研究和教學事業(yè)之中，準備在武漢大學這個近代以來的法學研究重鎮(zhèn)一展身手，續(xù)寫王世杰、梅汝璈、周鯁生等法學前輩織就的輝煌，他幫李達校長整理、潤色的《法理學大綱》成為建國初期少有的幾部法學專著之一,他親自撰寫的《什么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顯示了卓越的學術天賦。可惜好運不久，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毫不留情地把何先生裹挾其中。1959年他因所謂的“反黨言論”被打為右派，那時他年僅34歲，是一個學者最富創(chuàng)造性的大好年華。到1979年他獲得平反、恢復正常工作時，已兩鬢花華，韶光不再。他的母親在“文革”時被活活餓死，他的妻子也離他而去。過去生活的溫馨如今只剩下孑然一身的孤苦悲愴。右派的身份不僅奪走了他的青春，也奪走了他身體的健康。我曾經戲謔地對馬克昌教授說，老師已處耋耄之年而能神采奕奕，應感謝“右派”之年，讓他勞動吃齋，從而為今日之健康打下了底子。但何先生并無此種幸運，以他那不肯茍且，憤世嫉俗的脾氣，加上沙洋農場高強度的“勞改”，先生劫后余生已是幸事，豈能再奢望他身體還健康依舊。在先生晚年，我?guī)状螁柤霸谀且欢尾豢盎厥椎娜兆永�，他是否對未來還抱持希望，有無怨悔，他只是淡然一笑，不作回答。那種不為物喜，不以己悲的襟懷，至今巍然定格在我的腦海中。
憲法的學習是異常艱難的，它需要你有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方面的廣博知識，甚至要有豐富的人生歷練。無怪乎西方學者要把對憲法學的認知和研究水平作為衡量一個法學學者水平的最高尺度了，由此不難解釋為什么許多西方從事部門法研究的學者，到了要對學術生涯蓋棺論定的時候，都要撰寫憲法學方面的論著！但歷經劫波的中國憲法學并未獲得這種恩寵，相反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左傾”遺毒并沒有完全肅清，從事憲法學的研究，不僅不能給自己帶來顯赫和榮耀，相反還可能給自己帶來政治麻煩。何先生為了防止他的學生重復上代人的坎坷命運，主張憲法的研究既要堅持真理、勇敢求道，又要學會表達的技巧，要“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他那種“過去不行，現在有改進，將來還應更加完善”“三段論”寫作方式，成為特殊條件下“追求吾道”的經典方式。憲政是“西風東漸”的產物，沒有對西方產生之文化背景、民族傳統等等的深刻把握，那么所謂由此而生的憲法學就只是一堆“皮囊”，而缺失了憲法學的精義，因此何先生要求弟子們一定要高度重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要多讀西方政治法學大家的原著。記得與我同屆的武大政治學專業(yè)的一個碩士研究生，當時已在全國政治學界小有名氣，畢業(yè)論文寫的是關于亞里斯多德政治法律思想。何先生是他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席，他原以為何先生搞法律的不會對政治思想史很精通，所以答辯前并不作認真準備。后來答辯時恰巧是何先生的問題弄得他“汗出如漿”，從此他對何先生的學問深為折服。何先生在80年代中期就組織學生翻譯美國憲法的經典案例，希望借助他山之石來推進中國憲政的改良，可惜那時的研究環(huán)境竟使這本翻譯作品無法找到付梓之處。何先生在世時學界就送給他許多雅號，如“中南憲法一霸”，“中國憲法的四大花旦之一”，但他對此并不領受，始終保持溫良謙遜的品格。學問大家總有化腐朽為神奇，化復雜為簡單的高超本領，看何先生的論著總會對他文字的精煉和思想表達的清晰至為嘆服。在我以為，關于憲法原則、關于英國憲法制度的總結、關于政體形式的論述等，今天中國的憲法學界似乎依然沒能超越何先生的表達范式。
作為弟子說來慚愧，這次紀念何先生的活動是許崇德先生大力堅持的結果。他們兩位老師之間有著最為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是同窗之誼，患難之誼，更是同道相知相識之誼。何先生在武大搬過幾次家，但每次搬家后，許先生書贈給何先生的條幅總是赫然擺在客廳的最中間。何先生與許先生上世紀80年代合寫的《憲法與民主制度》一書，吸引了許多青年學子投身于憲法學的研究隊伍。許先生有著壯麗的事業(yè)人生，但在紀念許先生80華誕時，我在紀念畫冊中卻依然找到了一張兩位先生的合影相片，那張相片的構圖并不精美，影像業(yè)已模糊。此事深刻反映出許先生對兩人友誼的那份無比珍重的用心。兩位先生對對方的學生都視同己出，在學習生活上給與全方位地關心。何先生剛剛去世時，我們弟子們出了一部紀念文集，許老師欣然為之作跋。今年我們要出何先生的論文選集時，請許先生為該書作序，許先生又不顧高齡，慨然應允。何先生臨終前，他擔心鄒平學、趙世義、朱�；荨㈥悤詶骱臀�?guī)孜徊┦可荒茼樌厴I(yè)，他又特意將我們托付給許先生、馬克昌老師，請兩位老師予以關照。因此當我博士答辯時，許先生專程從北京趕來參加我的答辯，當我由于緊張少答了許先生提出的一個問題，許先生沒有責難我。反而用主人請客人吃十道菜，結果只上了九道菜這樣一個笑話，緩解了我的窘迫。許先生那時作為香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政務活動十分繁忙，學校的教學研究活動更讓他不得余暇。但他依然信守了對老友的承諾，這份真情讓我親歷了古代士大夫那種重信然諾的遺風。何先生與許崇德、吳家麟、張廣博、肖蔚云等老師都是同學，一部中國現代憲法學史幾乎就是由他們譜寫的，而他們之間的真摯友誼以及高尚的人格，又堪為我們這些晚輩后生的人生典范。
何先生是那種身教重于言傳，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人，他很看重學生的道德人格的修煉，但他從不對我們這些弟子進行空洞的說教。有兩件事讓我至今依然記憶深刻。一件事是我們幾個弟子在他家里參加首次研究生見面會時，他說起他和馬克昌先生到韓德培先生家里去拜訪時，通常要站著向韓先生請安、匯報，如果沒有韓先生的口頭直接示意，他們是不會落座的。我理解他是用這樣一個例子來告訴我們應該對師長保持禮貌尊重，對上輩懷有一顆感恩的心。另一件事是他作為院學術委員會的主席主持一次職稱晉升評選活動時，院里一位德高望重老師的孩子與另外一個學有所成的青年老師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競爭。何先生在私情與公德發(fā)生沖突，委實難以決斷的情況下，他只能無奈地采取“逃會”的辦法。何先生一輩子沒有顯達過，他所當過的“最大的官”也不過是教研室主任。悠忽之間，先生已逝去十年有余。但在武大、在中國憲法學界，在中國法學界，凡是認識何先生的人，提及何先生無不肅然起敬。我想這是因為他偉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每個人。
武漢大學憲法學博士點是中國最早的幾個博士點之一，博士點的創(chuàng)建凝聚了先生的巨大心血。這個博士點培養(yǎng)出的許多學生如童之偉、周葉忠、胡肖華、朱�；�、鄒平學、周偉等都已成為中國今天憲法學界棟梁級的人物，其所以如此都與先生獨到的選才、育才視角，開放的學術胸襟、獨特的人格魅力有關。記得何先生開始招博士以后，他就規(guī)定我們這些過去的“碩士”弟子們，如要讀博士，一年只許一個人報考，即使萬不得已有多人報考，他也只會招一個。他說如果對自己的弟子太過偏愛，只招過去的學生，江湖上誰還敢報考他的博士。那時的研究生教育不象今天膨脹得不像樣子，而且考試的制度安排是筆試完后立即面試。因此每年研究生面試后，何先生都要讓趙宗荃師母在家親自做飯，宴請全體考生。趙師母是烹飪高手，飯菜做出來色香味俱佳，加上先生這份禮賢天下的情懷，使每個考過先生研究生的人都終生難以忘懷。
何先生是一個頗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對體育比賽有著濃烈的愛好，我每次到先生家時，談最近發(fā)生的重大體育比賽，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話題之一。他的象棋棋藝十分高超。如果拜訪他的人能夠與他旗鼓相當地殺上一盤，那將令他快樂無比。
何先生是一個有著絕高智慧的人。1980年還只是一名講師，到1982年經過“三級跳”已躍升為教授。他的《比較憲法學》、《分權學說》是新中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著作�？上於视⒉牛系鄄⑽囱a償他流失的人生歲月。90年代初期他就因身體孱弱，不得不坐在輪椅上。每年冬天因武漢氣候寒冷，他只能到氣候溫暖的海南島去度過，每次上下飛機都得靠弟子們背上背下。后來他再無力承受長途旅行的顛簸，便只得在武漢苦苦地支撐。先生晚年是在疾病的煎熬中度過的，但他很少在弟子們面前表露痛苦，他那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頑強的生命意志給我們極大的感染。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斯時斯刻，珞珈校園桂花飄香，雖然先生已駕鶴仙去，但先生留下的巨大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我們奮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