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華輝先生于1925年11月生于湖南益陽，他自幼聰明，1947年高中畢業(yè)后考取了京城的三所大學，最終選擇了最負盛名的北京大學攻讀法律，1951年又被保送進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法研究生班，使素有“江南才子”美譽的他在知識的海洋里更加恣意遨游。但好景不長，在他研究生畢業(yè)分配到武漢大學法律系僅僅4年，才華初綻的時刻，1957年一場猝不及防的“陽謀”使他墜入命運的深淵，他戴著沉重的“極右派”帽子被遣送湖北沙洋農(nóng)場勞改，從此厄運如影隨形相伴他22年，原本足堪光華四射的時光變得風雨如晦，暗無天日。一個才華橫溢、雄心勃勃的32歲青年，不僅一夜間失去了施展才華的舞臺和基本的生活條件，更不堪承受的是，在眾叛親離中，同時他也失去了最后的親情支撐：他的妻子攜一雙幼小兒女離他而去，從此他在艱難困厄中孑然一身，踽踽而行。世道的扭曲不公，社會的涼薄殘酷，人生的孤凄無援，前景的暗淡迷茫，殘酷地磨損著一個性格倔強、意志堅強的人的生存毅力，他于孤寂絕望中曾準備自殺，門關(guān)好，繩子、剪刀都準備好了，幸被人發(fā)現(xiàn)，得以避免悲劇發(fā)生。應該說，何華輝先生的前半生是坎坷困頓，極其悲苦冷寂的。
1976年，政治氣候轉(zhuǎn)暖，何華輝先生的晦暗境況中透射進一縷晨曦：他從沙洋勞改農(nóng)場回到了武大哲學系資料室監(jiān)督勞動。他傾心致力的武大，已經(jīng)在他的身邊了！
1978年下半年，在身為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的領(lǐng)導和艱苦卓絕的努力下，中央終于做出了“為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決定！隨著全國50余萬右派被從“油鍋的煎熬”（耀邦同志曾焦灼而堅定地說“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他決心把數(shù)十萬精英從右派煎熬中解救出來）中撈出來，1979年，何華輝先生也徹底脫離了苦海，重返武大教學崗位。
平反后的何華輝雖然恢復了工作和待遇，重新?lián)碛凶鋈说淖饑�，但此時的他已韶華遠去暮年至，身體孱弱兩鬢衰，破鏡難圓影只單！
何華輝先生的人品學問有口皆碑，他歷經(jīng)坎坷仍未頹唐，他來不及幽怨，只想為中國的憲法學事業(yè)奉獻余生，施展被壓抑已久的才華。但大家不忍眼見一個年過半百身體孱弱半生坎坷的老人仍處于孤苦伶仃的境遇。一些熱心人不斷地在捕捉為何華輝先生解決個人問題的機遇，但讓何華輝一見鐘情、一見定終身并給他后半生帶來無盡溫情的是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女性趙宗荃。
1982年的一天，經(jīng)武大物理系許定安教授介紹，在何華輝12平米的簡陋而雜亂的日式小屋里，迎來了改變他人生軌跡的天使般的美好女性趙宗荃。
趙女士時年42歲，系武鋼第三小學的教師。趙老師是這樣描述她初到何先生家的感覺的：“室內(nèi)設(shè)備簡單，書架周圍地板上堆積著報紙和打開或夾著紙條的書籍。小屋為我的到來打掃過，單人沙發(fā)前留有下腳的位置。隨我進屋的還有沙洋的難友。先生是一位身體瘦弱、衣著簡樸的老人，但精神很好，中氣十足，言談中有試探性的問話，也有一些坦誠和幽默。中午時分為留住我，他親自下廚燒菜，可能是因為緊張和不會，三道菜燒糊了兩道，不知是誰偷偷拿來一個熱好的梅菜罐頭，才算是解了圍。初次見面感覺除了有明顯的年齡差距外，還顯露出先生不會照料自己的生活。這一次見面我沒有為他留下可能和希望，但從相約我下次來做客的時間和地點及再三的叮囑，我看得出他的真誠和對家庭的渴望。”
在約見趙女士的第二天，何先生原本還安排了另一個約會，但見了趙女士之后，盡管沒得到趙的任何承諾，甚至趙連“可能和希望”也未給他留下，他卻毅然決然地取消了原定與他人的約會！而且，自從和趙見面之后，何先生便堅持每天給趙女士寫信，甚至有時一天寫三封。信的內(nèi)容，簡短而有誠意，有時談談工作進度，有時寫一首短詩，但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每封信都在提醒，別忘記再次相約武大的時間和地點，而且那些短箋的字跡漂亮、瀟灑而遒勁，令人賞心悅目。
在何先生封封書簡的真誠“催促”下，在何先生堅定、執(zhí)著、浪漫的期待中，趙老師“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地走進那個雜亂而熱鬧的日式小屋。而且在每一次趙老師到來的時候，何老師都要提前到車站去接，因為路途遠，并數(shù)次倒車，那時又沒有移動電話及時聯(lián)系，所以有時何先生要在車站等很長時間。一個57歲的瘦弱老人，以他在農(nóng)場勞動練就的本領(lǐng)，蹲在車站旁數(shù)小時地等候他期盼的人，其情其景廣為人知，感人肺腑，更感動趙老師。趙老師勸他說，你以后別來接我了，你有接我的時間，還不如在家燒一壺水、燜上米飯呢，省的我們到家沒飯吃。何老師卻說，不行，我得來接你。好像他不來接，趙老師就不來似的；或許他不來接，就推遲了很長見面的時間似的。人總想離期待的近一點。
每次趙女士的到來，都會發(fā)現(xiàn)何先生的書桌上書籍、稿件堆得更高，和由于課題的增多小屋顯得更零亂。趙女士開始幫助何先生做一些事情，替他收拾收拾房間，并勸他以后不要再寫信，何先生卻說寫信是他工作中的休息方式，于是，他仍然堅持每天寫信給他喜歡的人。
在趙女士到訪何先生的小屋時，她漸漸和何先生的朋友、學生熟悉，有時也見到何老師的老師輩，如武大國際法教授李謀盛先生和夫人；武大的人事處長王思成和夫人王芳老師等；何老師還帶她去拜見國際法、國際私法教授韓德培先生和夫人等。其實這些“偶然”碰到或拜見的人都是何趙婚姻的說客，他們的婚戀，甚至是武大法律系工作中的事，人事處長以許諾把趙女士調(diào)入武大法律系工作為“誘惑”竭力促成這樁婚姻。何先生本身更是極盡努力，他除了天天寫信、次次接站，還主動出擊突然造訪趙女士的家，和趙之女兒主動溝通。他對女兒說，如果我和你媽媽結(jié)婚，我要“嫁”到你家來，而不把你媽媽從你們身邊奪走。同時何先生還引領(lǐng)趙女士的兒子參觀武漢大學，鼓勵他以后報考武大（兒子后來以武漢市第六名的優(yōu)異成績考入武漢大學計算機專業(yè)）。漸漸地，何先生以他的真誠、深情和才華，以及周圍朋友對何先生的友善和贊譽，促使趙女士終于下定決心走進何先生的生活。面對何先生數(shù)十年的坎坷人生，依然延伸著的孤獨無助，對生活的不善料理，和對家庭婚姻的真切渴望，趙女士感到有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責任感在涌動：這樣的一個好人，一個老人，一個有事業(yè)心的人，他太需要人照顧了，太需要家庭溫暖了！趙女士的子女們，也覺得何先生是一個好人，一個有才華而又可靠的人。
1982年冬天，在何華輝先生的人生履歷中，是一個非常溫馨美好的季節(jié)。在歷盡人生和時代的雙重風霜之后，他終于迎來了令他一見傾心的趙宗荃女士，一位極度善良、溫情、胸懷寬廣的女性成為了他的妻子，從此，何華輝先生在暮年擁有了生命的春天。
當趙女士以妻子的身份走進何先生的小屋時，她發(fā)現(xiàn)何先生中山裝里面罩著的仍是在農(nóng)場勞改時穿著的補丁羅補丁無任何松軟感的破舊棉襖。趙女士觸摸著硬邦邦的無法遮擋風寒的破棉襖，內(nèi)心酸楚，次日她便買來新里新表新棉花，在何先生的單人床上為他縫制了一件中式新棉襖。當何先生將嶄新的棉襖穿在身上時，一股暖流、熱流即刻溫煦了他被長期冰冷的身心，他眼含熱淚感慨道：20多年來，每逢冬天，都盼望著能穿上一件暖和一點的棉襖，但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他只能遙想年幼時母親為他縫制棉衣的情景。如今，在他年近花甲之時，另一位深具母性情懷的女性親手為他縫制了一件暖意融融的棉襖，他的內(nèi)心感到溫暖而又感慨萬千！
此前，趙宗荃女士曾有過美好的初戀和幸福美滿的六口之家。她的第一任丈夫崔駿聲1952年畢業(yè)于北大，也是才華橫溢、品學兼優(yōu)，在計算機領(lǐng)域頗有造詣。他們夫婦撫育了4個子女。在他們的家庭中，夫妻恩愛，家庭幸福。但美滿遭天嫉，在他們共同生活22年后，丈夫倏忽間被癌癥奪去了生命，使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遭受極大的傷痛。
趙女士是一個非常堅毅的女性，她以博大的母愛情懷和對亡夫的深愛，決心獨自擔當起撫育子女的重任。當何華輝先生慧眼識君堅定不移地走進趙女士的生活后，她也深知她遇到了另一個值得愛和需要愛的人。
1983年的4月5日，是她們婚后的第一個清明節(jié)。早起后何先生讓妻子帶著孩子去九峰山給亡夫掃墓。趙女士聽后有些驚訝，何先生解釋說：我雖和老崔不認識，但我們同出入北大校園4年，是校友。我讓你們母子為他掃墓，是讓你們追憶過去家庭的那段愛與美好，這也是教育子女愛父母的一種方式，放心去吧，我是真心的！趙女士和孩子們深受觸動，她覺得先生的舉動，體現(xiàn)了一個男人、一個繼父與眾不同的胸懷，從此，何先生在愛人及其子女心中贏得了更多的尊敬與愛戴。
何先生是一個對事業(yè)對社會對家庭充滿責任感和愛的人。他愛他的祖國，盡管這個國家在某個人的導演下幾十年里迷失在荒謬的斗爭哲學里把他及他的拳拳愛國之心無情地拋入荒蠻之地；他愛他的法學事業(yè)，在他可以做事的時候，他竭盡所能地在教學、研究領(lǐng)域耕耘播撒先進理念；他愛他的家庭，可家庭未經(jīng)得住風雨摧折而破碎，置他于孤凄無援的境地，此后他對家的深情與渴盼只能埋于心底；他愛他的學生，在他的學生眼里，他博大精深又慈嚴如父，關(guān)愛他的學生之殷切之細微少有師者可比擬。而在何先生所有這些責任感和愛里，趙宗荃女士在走進他的生活之后，便全方位地和他攜手共擔。先生愛徒如子，她便也把眾多的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盡管她自己已有一幫孩子。作為師母，她覺得也責無旁貸。她經(jīng)常留住一些去見老師的學生在家吃飯，讓他們改善一下伙食，甚至學生的愛人、戀人也一起在她家吃飯；有的學生一段時間沒去她家，或生病了，她就把做好的飯菜送到學生宿舍；凡是有學生遠行或畢業(yè)，她必以家宴餞行；別人考碩士、博士可能設(shè)法走走導師的門子，報考何先生博士生的學生在考試畢會全體得到趙女士親手烹調(diào)的家宴款待；何先生的住房條件改善之后，有的學生會住在先生家里，有的已工作的學生因離家遠夫婦都住在何老師家里；何先生已故去10年了，仍是弟子盈門，并仍有何老師的學生住在老師家里，享用師母的飯菜香；由于系里經(jīng)費緊張，何先生請校外專家（如吳家麟、許崇德、王向明等）給學生講課，就把他們安排到家里吃住。
何先生的學生、深圳大學教授鄒平學博士在緬懷恩師的文章里有這樣一段話：“在武漢大學法學院，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招收的碩士、博士，都喜歡去他家里，或向他請教學問、咨詢考研，或陪他下象棋，陪他看電視體育節(jié)目，或請他寫出國留學或者考研、就業(yè)的推薦信，甚至去他家改善伙食。只要有學生來，何先生和師母都會把家里好吃的東西拿出來招待學生。先生對物質(zhì)享受不在乎，生活簡樸。但我可以這樣說：先生家里的水果食品大都是學生們享用了；我還可以斷言：許多武漢大學法學院的學生都品嘗過師母的廚藝�！�
天長日久，年復一年，趙女士為何先生的學生、朋友、事業(yè)付出了多少辛勞和情感，沒有人能說得清。這體現(xiàn)的是她對丈夫的愛，對丈夫事業(yè)的愛，對莘莘學子的愛，更是一種發(fā)乎天然的母儀天下的博愛情懷，一種任勞任怨的奉獻精神。
被打成右派的何先生20多年孤苦伶仃遠離親情，平反并再婚后，自幼離他而去的女兒曾前往武漢探望。其時何先生讓妻子先回避一下，他要和女兒單獨呆幾天。但不料那次探望卻給老父新增刺痛。女兒說，如果你的右派問題不平反，我是絕不會來看你的！父親驚訝而又痛苦：我是被錯劃右派的，是受了冤枉和委屈的，共產(chǎn)黨都認錯了，都給我平反了，你怎么還對我這種態(tài)度呢？！這樣的父女相見自然是不歡而散。趙老師回來后方知發(fā)生了不快，并獲知女兒當天離去。但此后女兒婚嫁時卻通知了父親，此時父親正出國在外，趙女士親自為未謀面的女兒寄上陪嫁禮品。女兒收到繼母寄上的禮物后回信一封，信紙是在小本上撕下的一片，信的內(nèi)容是：“東西收到，謝謝你老趙。”何先生歸國之后，寄東西及收到回信的事，“老趙”都沒有向丈夫抱怨。
何先生的兒子隨著對父親的理解后來和父親的關(guān)系很好，并伺奉過重病過程中的父親。他眼見繼母對父親關(guān)愛有加也對繼母倍生尊重之情，在他參加完父親的葬禮后，向繼母發(fā)出到湖南做客的誠邀。
武漢大學老校長、著名哲學家陶德麟教授評價何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言辭犀利、英氣勃勃的青年學者。他敢于直陳己見，力排眾議。而每有所發(fā)，總是言必有據(jù)，決不肯媚俗趨時，犧牲真理。他對教學高度負責，授課時謹嚴生動，要言不煩，當時就深受青年學子的歡迎”。但一代青年才俊的青壯年時期都被耽誤了，“在人生最有作為的年華被剝奪了施展才華的權(quán)利”。壯心不已的他平反后決心把失去的損失補回來，把被壓抑的才華施展出來。他翻譯資料，撰寫論文，編教材，參加82年憲法草案的修改，參與武大法律系重建，設(shè)立武大法學院博士點，培養(yǎng)了一批批弟子，使他們成為中國法學界和法律實務界的精英。可以說何先生在憲法學研究和培育學生兩方面，皆碩果累累。他的好友許崇德先生曾這樣慨嘆過何華輝先生：“他一生中生命最旺盛的寶貴歲月已浪擲殆盡，不可再得了，八十年代，他以接近花甲之年，重整書囊，意氣風發(fā)地大干起來，他焚膏繼晷，兀兀窮年。著述連續(xù)問世，碩果累累大觀。”
但80年代末至1996年先生逝世前的6、7年間，何先生哮喘病加重，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每年冬天不得不象候鳥一樣離開武漢到海南過冬，病重時上下飛機都得用輪椅抬，洗澡不能自理，呼吸要借助氧氣，后期晚上睡覺不能躺下，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何先生一直未停止工作，直到96年病情惡化，在彌留之際，何先生還惦記博士點的建設(shè)和在校博士生的繼續(xù)培養(yǎng)問題，并留下遺言，把他名下的學生托付給馬克昌和許崇德先生照顧，許先生稱何先生的臨終委托為“托孤”。
這期間趙女士對何先生的照顧無微不至，同時她還兼照顧何先生的弟子們。許崇德先生這樣評價趙女士：“何華輝教授的事業(yè)得助于夫人趙宗荃女士的犧牲精神。老趙同志茹辛耐苦，功不可沒。友儕及學子們都不會忘記她的�！彼f：“趙宗荃人很熱情，很正派，對人很真誠，對何華輝的照顧無微不至。以何的身體狀況，他能活到71歲，并取得重大學術(shù)成果，得益于趙的照顧。沒有趙，他恐怕早就死了�！�
趙女士第一任丈夫去世時她才39歲，留下了4個孩子由她一人撫育；趙女士小何先生15歲，她42歲嫁給何先生時，歷經(jīng)坎坷的何先生已是年屆花甲，風燭殘年。第二任丈夫和她共同生活14年，但期間何先生生病的時間占去一大半。趙女士為家付出了很多很多，但她卻無怨無悔，并深感慰藉。她深情地說：“也許是老天安排讓我嫁這兩位丈夫。他們出自同一所大學，一文一理，一樣的富有才華；他們性格不同，工作性質(zhì)不同，但做人做事相同，因為他們都正直、可靠，對黨、對事業(yè)都一絲不茍。只是他們的病痛，使他們早逝，一次次改變了我的生活。由于生活的坎坷，培養(yǎng)了我自強自立的精神，培養(yǎng)了我堅強的性格和對身邊的一切負責到底的品格與決心。我也慶幸兩位先生給我留下了子女和十幾年共同相處的知己、朋友和學生，這是他們給我的最寶貴的財富！”在談到和何先生的感情及對何先生眾多學生的付出和關(guān)愛時，趙女士說“我和先生之間不是年輕人的愛，而是來自對人生、事業(yè)的理解、彼此心靈碰撞中所產(chǎn)生的不可推卸的責任。”撫育四個子女是責任，對孩子、對先夫的責任；照顧何先生是責任，愛的責任，對一個才華橫溢人生坎坷又不會照顧自己的男人的責任；照顧何先生的學生是責任，是對丈夫愛的延伸，對丈夫所鐘愛的事業(yè)的承繼者的愛與責任！
這就是境界，一位偉大女性的高尚境界。
何華輝是不幸的，他才氣逼人，英氣勃勃，特立獨行，卻生不逢時，因此獲罪，大半生在絕境中痛苦掙扎；何華輝又是幸運的，因為他遇到了趙宗荃，遇到了一個陽光般溫暖燦爛的美好女性，使他的晚年人生充滿溫暖、溫情和舒暢，事業(yè)上也再展才華、鑄就輝煌。
我們?yōu)楹稳A輝先生前半生的坎坷孤凄惋惜；我們?yōu)樗麥嘏橙挥谐傻耐砟陸c幸。
2007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