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端升
錢大都：錢端升之長子。1936年1月生于南京，1957年畢業(yè)于北京地質學院。1996年于地質礦產部退休。
錢端升（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奠基人，第一屆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北京政法學院首任院長）。
1980年，錢端升在他的生命里已經走到了晚年，但是對于早年研究的政治學，他依然不能忘情。
人物檔案
錢端升（1900-1990），著名政治學家，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奠基人。1900年生于江蘇松江府，1917年考入清華大學。1919年獲官費赴美留學，1924年初從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后訪問英、法、德、奧等國的憲法和政治學教授、各國議會議員和工作成員，于1924年5月回國。1924-1952年，錢端升相繼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兼任教授（教授政治和法律兩個系的憲法課程）、南京中央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時為最高職稱）、西南聯大教授、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等。也曾短期接替羅隆基擔任天津《益世報》主筆。1952年以后，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北京政法學院首任院長。
1954年作為第一屆全國人大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與我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工作。1962年至1966年主編《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文革”期間，其學術生命跌入谷底。1978年起擔任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
院系調整組建北京政法學院
1952年下半年，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剛剛結束之后，國家開始對全國各高等學校進行大規(guī)模的院系調整。本來過去都是綜合大學，非常好。其實過去也沒有綜合大學這一說，而是大家覺得大學就應該是這樣子的。
就連比較專的交通大學和北洋大學，也是很注重人文的。
但是院系調整一開始，我們一邊倒學習蘇聯，按照蘇聯的模式來重新組建大學。這樣法學院就從北京大學脫離出來，和清華的政治系還有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的一部分重新組建成北京政法學院。
學校黨委的主要領導干部基本上是華北革大派過來的，真正教學的則是清華北大的那些教授們。這個政法不是政治和法律的學院，在那個年代，政法是專政的工具，是刀把子。你想想刀把子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政治當然還是要講的，不但要講，而且要天天講，但是不再是父親過去所研究的政治學了。當時政府考慮，既然成立政法學院，沒有專家也不行，所以盡管父親那一代的政治學者在他們眼里學的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學，但是他們經過了思想改造，就把他們調了過去。父親當時被任命為這個政法學院行政上的院長，說明他跟黨還是很靠攏的。
除了政法學院的工作之外，讓父親投入很多精力的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中華教育工會，另外一個則是外交學會。每天的活動多得不得了，晚上回到家里，學校里的很多文件還等著他看，實在撐不住，就喝咖啡，再不行的話就是抽煙，他本來是不抽煙的，但是那會兒也抽了。
母親說他當時就像一頭騾子，倒下去又拉起來。好在政法學院還給配了一輛車，不然他就更忙不過來了。
淪為右派數十年銷聲匿跡
1957年，父親從一個活動很多、經常見報的人，一下子在公眾眼里成了一個銷聲匿跡的人。要說具體的原因，也有。當時周恩來對父親是很欣賞的，于是父親猜想是不是因為跟彭真的關系不好所致，這些猜想當然也有一些原因，但也不過是猜想而已。畢竟有那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拿不準到底是為什么淪為右派。
反右之初，整風運動開始的時候，父親作為政法學院的院長，行政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對此并不積極，但是黨一再地動員。處在他那種地位，雖然對于上級的指示無法理解，自然也要帶頭召集教授們召開座談會，鼓勵教授們積極提出他們的意見。到了后來，這些行為成了“錢端升帶頭煽風點火，進行反黨”，后來還把他弄到“章羅聯盟”上。平心而論，父親雖然對當時的官僚主義有諸多不滿，但是出于對黨的信任，他對整個共產黨并沒有太大的意見。與羅隆基雖然是多年的相識，但要說交情，也說不上多么深。但是在那個年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后來事情才漸漸弄清楚了，想把父親置之死地的，是他們學校當時的黨委領導人。這是父親一直到去世也沒有想到的。前幾年，一個當年的當事人告訴我是當時的某某人一再到市委去告父親的狀。父親當時懷疑是彭真，倒真是冤枉了。彭真作為當時北京市委的負責人，對于這些具體的事情并不是太過問，而是交給副手劉仁去處理。那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市委去說，去告狀，去要求把錢端升打成右派。劉仁一開始說：“不行。”但是那不是一個人在那里一再請求，而是一個學校的黨委，一個組織。在那個年代，誰又能保護誰？誰能抵抗那種壓力。
閑得發(fā)慌的苦悶
父親被打成右派之后，其他的職位都被撤銷，但是還保留了政協委員的職位。
有一次去政協禮堂的時候，父親碰到周恩來，作為一個右派，父親覺得很難為情，但是周恩來迎上來拉住他說：“端公，人不是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嘛，你想開一點，沒有事的。”之后父親被派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那個時候我在外地，后來聽父親說起那里的情況，在那里還是比較輕松，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每天都開“神仙會”。就是幾個人沒事在那里閑聊，也沒有什么勞動任務，管理上也比較松散。但是父親很苦悶，沒事干，對于父親來說是一種莫大的痛苦。
“文革”以前，教育部打算編一本西方政治學論文選讀教材，這部教材，是由父親組織學者來編寫。但是這個教材沒有編完，“文革”開始后，書稿也隨著大革命的開始被紅衛(wèi)兵抄家抄走了。等父親平反之后再找這個書稿，早已經不知所終。這讓他很惋惜，不止一次地說到這件事情。
編教材可以說是父親在那個階段惟一可以自慰的事情，然后就又是閑下來閑得發(fā)慌。他過去有很多好朋友，但是也都不再來往了。像他這樣一個右派，別人自然不敢來家里看望他，他自己也知趣，不去別人家里，免得給人家惹麻煩。在那樣一個年代，大家都變得很“知趣”。這里面也有“不知趣”的，那就是父親的老朋友張奚若。在國民黨時代他敢直面蔣介石，1949年之后，在1956年最高國務會議上又敢于當面向**提出意見。那時候他依然不管不顧，經常到我們家里和父親聊天，禮尚往來，父親也經常到張先生家里去。張奚若當時是教育部長，平常事務很忙，也只能是抽時間到我們家里轉轉，其他的時間，父親就盡可能找一些書看。在那么一個苦悶的年代，兩個老朋友可以毫無顧忌地談天說地竟然成了一件讓人欣慰的事情。
晚年的遺憾
1972年，基辛格到中國訪問，中美建交開始初露端倪。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和美國形成敵對關系，凍結了美國在中國的所有財產。而中國在美國的資產，美國認為那應該為國民政府所有，也拒絕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要建交，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雙方的資產怎么解凍。對于當時的外交部來說，這是個難題，他們以前沒有碰到過。周恩來對他們說可以去找錢端升。這樣父親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條法司，研究檔案材料，應該根據什么法約來進行談判。外交部給父親派了個車，每天接他到那里去。
我們家原來住在離政協禮堂不遠的四合院，在“文革”之中都被別人占領，住進了很多人，變成一個大雜院。還好，我們沒有被趕出去。后來喬冠華主持這項工作，到我們家里去，他到我們家一看很吃驚：“你家里怎么成了這個樣子？”父親開玩笑地說：“門戶開放了嘛�，F在是門戶開放政策。”喬冠華說：“這怎么行，請他們回家。”喬冠華離開我們家之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
父親告訴我，后來周恩來通過喬冠華征詢他的意見，問他想到哪里去工作，是北京大學，還是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那時父親已經70多歲了，但是閑了這么多年，他太想工作了。最終，他選擇國際問題研究所。一開始，他很高興，熱情也很高。
但是漸漸地，心情就變得不太好了。我記得他對我說：“這個所長不是干事的人。”原來那個所長對于父親，只是當一個“花瓶”供奉起來，不讓他做事。父親說：“我也不是官，他只要當我是一個學者，讓我研究問題我就滿意了。”
但是他這種簡單的愿望，在那里并沒有實現。他像一個花瓶，無所事事地擺放在那里。
在晚年，對于個人所遭遇的磨難，父親并不是很計較。讓他感到遺憾的，是大好光陰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時期耗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