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式“特別法院”建制考論
——以《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為中心
鄧齊濱 黑龍江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民國初年新式法院建設倍受國內外關注。1920年，以撤廢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為契機，中國政府收回中東鐵路司法權，閣議通過了《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4條。該辦法從制定到頒布經過了多方角力，最終確定了設立近代中國新式法院中第一個“特別法院”——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方案。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為此組建了清理俄人舊案處等特別機構，選拔和任用了有俄語和外交背景的特種司法人員，酌用了外國諮議調查員，并頒布了一系列規(guī)范性文件，以審慎變通的態(tài)度審理了大量的外僑刑事民事案件。以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為樣本，“特別法院”的建制嘗試，成為近代收回治外法權的嚆矢，為民國時期陸續(xù)在上海等地建立特別法院提供建制經驗，也為近代中國審理涉外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審判參考。
一、問題的提出
民國肇始，中國新式法院的建設推廣成為國內外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新式法院設立后，現代司法制度如何在中國構建，對內統(tǒng)一司法與對外收回法權成為中央政府司法工作的迫切現實問題。因此，近代中國新式法院的建設，離不開一個核心問題，即圍繞治外法權之收回應建立怎樣的司法制度才能完成司法統(tǒng)一的調試。
調查法權委員會及其所形成的報告書是觀察近代中國收回治外法權、評價中國新式法院的重要窗口。1926年《調查法權委員會報告書》對新式法院中的“特別法院”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特別法院“居中國司法制度上特殊地位”，它是“收回治外法權之嚆矢”，對其建制“感覺殊佳”。近年來，雖然關于收回治外法權的相關研究在概念厘定、主體形塑、條約修廢、司法改革等方面逐步展開，但極少有以“特別法院”為樣本觀察近代中國新式法院建設或觀察治外法權收回的研究，基于法律文本的考證進行細微觀察，更是付之闕如。究其原因：一是受一手檔案史料所限，特別法院的建制問題未能實現全面的梳理；二是特別法院的研究本就微觀，其樣本無論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還是上海特區(qū)法院都偏于一隅，如不站在新式法院視角上僅就樣本而言難以引起學界重視。
東省特別區(qū)域司法檔案的發(fā)現給上述問題的研究帶來了新契機。其一，筆者在查閱哈爾濱市檔案館的歷史檔案中，驚喜地發(fā)現了“東省特別區(qū)域高等法院”“東省特別區(qū)域地方法院”全宗號目錄下4899卷檔案，檔案雖然因歷史年代久遠而有部分遺失，但是檔案中不僅保存了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審理案件的統(tǒng)計數字、年度總結，還保存有司法部專門為東省特別區(qū)法院審理外僑案件制定的各種制度法令、行政函件、命令電復和大量的各類案件卷宗。這批珍貴檔案與《哈爾濱指南》《東鐵判牘》等歷史文獻、民國司法史料匯編和民國報紙等相互印證，證明了史料的真實性。這些史料較為完整地再現了近代第一個“特別法院”的建制歷程。其二，通過新檔案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筆者進一步明確了特別法院研究的重要意義。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是1920年中國政府在武力控制中東鐵路、宣布對駐華俄國領事停止待遇、并收回中東鐵路司法權后，在中東鐵路區(qū)域內建立的中國新式特別法院�！皷|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之“特別”有三：一是“區(qū)域”之特別，東省特別區(qū)域與原中東鐵路附屬地區(qū)域相同，是黑龍江、吉林兩省境內中東鐵路沿線兩側被劃為鐵路用地的區(qū)域，該區(qū)域因鐵路的連接呈現“糖葫蘆”狀，具有區(qū)域范圍廣、鐵路線長和點多、人員流動性大、文化傳播力強等特點；二是“時間”之特別，東省特別區(qū)域存在于從1920年中國政府武力收回中東鐵路護路權、廢撤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開始到1932年東北淪陷為止，是收回治外法權的過渡時期；三是“管轄”之特別，歷史原因造成了中東鐵路區(qū)域內外僑人口比例高、外僑糾紛復雜、區(qū)域內外“異治”和外僑健訟的特點，唯有設立特別法院完成司法治理的過渡，才能逐步從“異治”走向“同治”，該區(qū)域內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案件均由濱江地方審判廳審理，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專門審理一切涉外民刑事案件。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是近代中國的新式特別法院先行者，是新式法院的“對外窗口”，對其研究不僅具有近代新式法院研究的普適價值，而且具有涉外法院、鐵路法院研究的特殊價值。因此，對特別法院建制問題的研究，不僅不應忽視，而且應予以珍視，它對重新認識近代中國治外法權收回后涉外案件審理具有特殊意義，對正確評價治外法權收回和新式法院性質和功能具有重大意義。
1920年9月28日北京政府國務會議通過的《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4條）是新式“特別”法院建制的關鍵性立法，開啟了中國近代建立新式法院以收回治外法權的艱難歷程。本文試圖以《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為線索，通過對該辦法的文本、頒布和執(zhí)行的考證呈現特別法院建制過程中的多方角力和司法考量，以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為樣本觀察特別法院建制和運行，分析治外法權收回背景下新式特別法院的建構自覺，進而將特別法院放入中國近代法制進程中觀察其地位、價值和影響，并試圖回答圍繞治外法權收回建立了怎樣的司法制度這一核心問題。
二、文本考：從“接收”到“接續(xù)辦理”的考量
《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是1920年中國政府停止俄領事待遇后，為了解決中東鐵路附屬地內無領事裁判權國人民（主要是俄僑）訴訟問題，先由司法部擬定，又電告吉林督軍、黑龍江督軍、中東鐵路督辦，最后經國務會議修改審議通過的規(guī)范性文件。
（一）官報、商報、協會報與文獻之考證
在現有民國史料檔案中，筆者發(fā)現了四個《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文本。
一是《交通公報》1920年第48期的國內要聞中載“收回中東路司法權之辦法”�！督煌ü珗蟆肥墙煌ú康墓俎k行政公報，是民國政府《政府公報》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功能是官方發(fā)布與交通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行政命令、統(tǒng)計信息和新聞等�！笆栈刂袞|路司法權之辦法”一文中報道了“（1920年）9月28日國務會議通過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并且登載了該辦法，內容如下：
（一）俄國人所設類于自安審判廳者，共計十一處，概由中國接續(xù)辦理，改稱治安審判廳。凡屬于經濟及民治之親族關系、財產繼承關系以及關于公人之事項等，概歸該審判廳管轄。
（二）俄國人所設之地方審判廳一所，以后由中國政府組織之，選任通各國方言者為裁判官，管理由治安審判廳上訴之事件。今由司法部派遣之精通法律之外國人，充法廳調查委員及翻譯官，并令俄國人實行律師事務。
（三）于該審判廳所選定之適當地點，設司法講習所，招集通俄文之人，講習中俄法律，預備將來與治安審判廳直接辦事。
（四）審判廳經費，由吉黑兩省及中東鐵路支出。
二是上�！稌r報》1920年10月1日第2版所載“收回中東路司法權之辦法”。上�！稌r報》是由維新派人士狄楚青創(chuàng)辦的一份綜合性的大型日報，清末民初曾與《申報》《新聞報》并稱“上海三大報”，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笆栈刂袞|路司法權之辦法”一文中登載《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與《交通公報》登載內容相比，唯一不同之處是，第二條“由司法部派遣之精通法律之外國人，充法庭調查委員及翻譯官”中“法庭”與“法廳”一字之差，而法規(guī)名稱、頒布時間和其他內容均相同，實有筆誤的可能。
三是哈爾濱市檔案館藏民國歷史文獻《哈爾濱指南》中載“司法部提議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暫行辦法電”�！豆枮I指南》是民國時期東陲商報館因哈爾濱“特區(qū)之法制各異”，為了方便查閱對照使用，將“地方之成規(guī)”編輯成冊�！豆枮I指南》分八卷，卷二“機關”中專設司法一章，第一節(jié)“東省特別區(qū)高等審判廳”中載有“籌備接收法院之文電”，其中原文節(jié)錄了1920年9月27日“司法部提議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暫行辦法電”，電文如下：
吉林鮑督軍、齊齊哈爾孫督軍、中東鐵路宋督辦鑒吉林黑龍江高等審檢兩廳。徑日本部提出國務會議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暫行辦法四條：
（一）俄人所設類于治安審判廳十一處，均由中國接收，改名為治安審判廳，凡違警罪及屬于民事之親屬承繼婚姻事件悉歸該廳審理。
（二）原有俄人所設之地方審判廳一所，由中國組織選任通曉各國語言之法官，審理治安審判廳上訴事件。由司法部選派明習法律之外國人，充法庭調查員及翻譯官，并得許俄國人執(zhí)行律師事務。
（三）于該處擇相當地點設司法講習所，招考通曉俄文之人，開班講習中俄法律，以為將來直接管理治安審判廳之預備。
（四）審判廳之經費均由吉黑兩省及該鐵道籌撥。
從上述電文內容可以看出，該文本無論名稱、頒布時間、具體內容均與《交通公報》和《時報》登載內容大不相同。
四是《鐵路協會會報》1920年第98期所載“接收中東路法權暫行辦法”。《鐵路協會匯報》是鐵路協會本部事務所發(fā)行于北京的鐵路刊物�！敖邮罩袞|路法權暫行辦法”一文說明了該辦法“前由院部議定”，隨后電令“吉省當局依照實行”，也就是說該處登載的內容應與《哈爾濱指南》中記載一致。對比《鐵路協會會報》與《哈爾濱指南》，雖然文字表述不盡相同，但關鍵用語完全一致，也充分印證了司法部擬定辦法的真實性。
（二）司法部提議文本與國務會議通過文本之辨析
比較上述《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的四個文本，雖文本載體之官報、商報、協會報和文獻的性質各有不同，但從文本內容來看，大體可以歸為兩類，一是司法部擬定之辦法（《哈爾濱指南》與《鐵路協會會報》載），一是國務會議通過之辦法（《交通公報》與《時報》載）。筆者將兩類文本分析對照并列表如下：
表1 司法部提議文本與國務會議通過文本對照表
首先，頒布時間之辨。司法部提議“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暫行辦法”并電告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時間是1920年9月27日，而國務會議通過《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的時間為1920年9月28日。因此，從時間可以準確分辨出，該辦法先于27日由司法部提議，后經國務會議審議修改，于28日公布施行。
其次，法規(guī)名稱之辨。司法部擬定之辦法在發(fā)給黑龍江督軍、吉林督軍的電文中稱《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暫行辦法》，而《鐵路協會會報》中表述為《接收中東路法權暫行辦法》；國務會議通過之辦法，在《交通公報》與《時報》中均表述為《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這三個名稱中司法部擬定《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暫行辦法》與國務會議通過《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的證明力較強，《接收中東路法權暫行辦法》因《鐵路協會會報》整體文稿風格表達之隨意性較強而證明力較弱。應當明確的是，無論哪個名稱，在收回中東鐵路過程中司法部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司法制度”如何完成從特殊到一般的過渡，只是“暫行辦法”抑或“臨時辦法”的表述尚無從考證。但不論“暫時”還是“臨時”，辦法的名稱都代表了當時法規(guī)的過渡性質。
最后，文本內容之辨。從司法部提議到國務會議通過，該辦法內容有諸多修改之處。從審判機構稱謂看，司法部提議辦法中將中國政府接收前的俄國人所設初級審判廳和接收后新的審判組織均稱為“治安審判廳”，難免因誤導引發(fā)爭議，國務會議則將俄國人所設的初級審判廳稱為“自安審判廳”，將中國政府接收后建立的新的初級審判組織稱為“治安審判廳”，筆者查閱中東鐵路相關條約、法律文件、法令、俄文文獻等，均未找到“自安審判廳”一詞，據此筆者推斷，該稱謂是因前后“治安審判廳”名稱相同容易造成混淆而以示區(qū)別；從管轄范圍看，司法部具體提出“違警罪”和“親屬承繼婚姻”民事案件由治安審判廳審理，而國務會議通過時做了較大修改，擴大了案件管轄的范圍，不僅“親屬承繼”民事案件由治安審判廳審理，涉及“經濟”“公人之事項”也由治安審判廳審理，為了兜底還用了“等”字，盡量將除了刑事犯罪以外的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納入治安審判廳管轄范圍；從法規(guī)用語看，司法部提議文本具有明顯法律特征，國務會議通過文本則更側重外交詞令的表達，如案件的“審理”改為“管轄”，各國“語言”改為“方言”，“法官”因有的審判廳仍用“推事”之名而改為“裁判官”等；從經費來源角度看，司法部用“籌撥”二字而國務會議改為“支出”，明確了經費來源為地方政府，即吉林、黑龍江兩省和中東鐵路。
事實上，從“接收”到“接續(xù)辦理”的文本表達凸顯了司法部文本的法律特性與國務會議的外交考量之雜糅，這也給該辦法的頒布與執(zhí)行增加了難度。中國政府要如何“接續(xù)辦理”治安審判廳才能收回中東鐵路司法權？單純地“接收改名”是否會被外國政府和外僑誤認為原俄國人審判機構仍有沿用，進而影響治外法權收回的進程？中國政府接收原俄國審判廳建立新的地方審判廳與黑龍江、吉林的地方審判廳的案件管轄如何劃分？接收后形成的新式法院所需要的通曉各國語言和法律的特殊人才如何選拔？如何培養(yǎng)？經費從何處籌辦？接收前由中東鐵路支出的法院經費此時仍由中俄共管的中東鐵路籌撥是否會再度引起司法權紛爭？除了俄國此時已經取消了領事裁判權外，尚有英、法、美等國享有領事裁判權，收回司法權后的俄僑及其他國籍僑民（包括有領事裁判權和無領事裁判權國）訴訟問題如何妥善解決？其實上述問題并未在該辦法中予以規(guī)定，收回治外法權建立新式法院的具體方案尚在“摸著石頭過河”。但值得肯定的是，《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確認了收回中東鐵路司法權，建立了中國政府治下的司法制度的合法性基礎。
三、頒布考：從“改名沿用”到“創(chuàng)建”新式特別法院的抉擇
司法部于1920年9月27日提議“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暫行辦法”并電告吉林、黑龍江兩省和中東鐵路督軍，國務會議隨即于1920年9月28日修改通過了《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但經司法部電告后，吉林、黑龍江兩督軍和中東鐵路督辦提出了異議，因此，該辦法的頒布幾經變通、調研磋商最終形成了建立司法特區(qū)——“東省特別區(qū)域”，并設立新式法院中的“特別法院”——“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方案。《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的頒布是對《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頒布的進一步補充。
（一）提出異議：地方長官諫言并入“濱江地方審判廳”
《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提出的直接接收并沿用治安審判廳和地方審判廳的方案，遭到了吉林鮑督軍、黑龍江孫督軍和中東鐵路宋督軍的強烈反對，吉林鮑督軍和黑龍江孫督軍均覆電稱：
關于東路司法制度試行辦法各條蓋籌至佩，惟治安審判廳制度為法院編制法所無，在大部變通成法，自因中俄民事習慣不同不得不別創(chuàng)一例因時制宜，而路界無約國人民所在皆有，專為俄人開此先例，恐無以厭其他各國之心，且將來各國領事裁判權撤銷以后，若更援例要求益覺，難于維繼，此就編制上言之期質疑者一也。
并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即：
現在東路司法制度自應一本吾國法典組織以重統(tǒng)系，擬將各路原有之十一處治安審判廳一律改為地方分庭，上訴機關即以濱江地方廳任之，如慮各廳人員不盡諳悉俄國習慣，可雇用外人為調查員及翻譯官，以副其窮，再濱江地方廳管轄范圍酌事推廣使之及于全路界線以內并增設推檢員額俾免貽誤。
地方督軍認為，不應“別創(chuàng)一例”建立治安審判廳制度，而是應當將中東鐵路的司法案件移交各地方審判廳審理，以免出現司法權再度喪失的后患。同時，三位督軍還提議增設外國諮議調查員、翻譯員，適當增加推事和檢察官的員額，特別提出司法費用不應再由中東鐵路承擔的問題，其原因是，此時的中東鐵路路權、利權仍是復雜問題，1920年北京政府僅收回了護路軍權、司法權、行政權等權力，中東鐵路公司仍非中方一國所有，如果司法經費由中東鐵路負擔，那么仍有中外共同出資的嫌疑，勢必影響司法主權的行使，故而司法經費也應與各地方審判廳相同，統(tǒng)一籌劃。
司法部在9月30日覆電：“治安審判因該處純系俄人聚族之地，恐一時難得審判人材，故迭與外部磋商定此暫時辦法，果能如尊電直接管理，更所希望。”為此，司法部呈請大總統(tǒng)令派司法部長張一鵬到哈爾濱實地調查，形成一致意見后再與內閣商議。
（二）實地調研：司法部確定建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
司法部長張一鵬到達哈爾濱后，與“當地官紳詳詢意見”。一方面，他采納了地方官紳對外僑案件審理增設外國諮議調查員、翻譯員的意見。另一方面，他又以《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暫行辦法》為依據綜合“接續(xù)辦理”的方案，折衷地提出建立特別法院的設想，將法院的名稱擬定為“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
張一鵬在呈報司法部電文中詳細說明了建立“特別法院”的謀劃：其一，人才方面，除選聘俄法官充任顧問翻譯外，擬于司法部中設甄拔委員會，“凡通曉俄言俄律、辦事有年者付與法官資格，一面講習所添招新班自能取多用宏”；其二，經費方面，用“俄賠款一百二十萬左右”分半之六十萬先解決燃眉之急。設立“特別法院”方案得到了內閣會議的高度認同，只是俄國賠款已經“移作他用”，所以交由財政部籌劃經費。經過反復文電交馳，“一再會商，不得不定為特別區(qū)域”。
司法部最初設想的“接收”改名后沿用“治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的方案，在《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頒布過程中就遇到了多重障礙。一方面，來源于外部“司法改良”的交涉壓力。面對俄國人素有“好訟之風”，妥善處理外僑案件亟需專業(yè)化、國際化的精英法律人才和資金的保障，改名后如若因“一時難得審判人材”而開沿用原俄國司法人員的先例，勢必影響中國治外法權收回的進程。另一方面，來源于內部“以重統(tǒng)系”的觀念影響。接收改名后的審判廳隸屬關系、管轄范圍、適用法律等棘手問題亟待解決，如若直接移交地方審判廳尚有涉外案件審理經驗不足、人才缺乏等問題。雙重矛盾與內外交困下，司法部不得不將“接續(xù)辦理”俄國人審判廳的方案確定為建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一方面隸屬于中國司法系統(tǒng)，同時與同時期的其他地方審判廳等新式法院又存在區(qū)別。這是一種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別無選擇”的選擇。
（三）補充規(guī)定：出臺《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
為了將《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的頒布推進下去，1920年10月31日《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正式頒布。《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是對《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的進一步補充，為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設立提供了法律依據。
《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共13條，對其內部機構設置、審級、管轄范圍、司法人員選任、無領事裁判權國人律師出庭制度以及外國諮議調查員制度等新式法院制度做了全面規(guī)定。關于審級，“東省特別區(qū)域于哈爾濱設高等審判廳一處、地方審判廳一處，并于鐵路沿線設地方分庭若干處”，地方審判廳附設簡易庭和地方分庭為第一審，高等審判廳為第二審，不服第二審判決可“上告與大理院”；關于人員，存在“一時難得審判人材”與不宜延用原俄國司法人員之間的矛盾，條例規(guī)定“東省特別區(qū)域高等及地方審判廳得由司法部酌委外國人為諮議調查員”，并說明“諮議調查員任免及辦事章程另定之”，一方面限制了外國人審判權，另一方面又借助外國人審判經驗暫時減緩涉外案件審判壓力。特別要指出的是，第12條特別規(guī)定“本條例如有修正事宜由司法部呈準行之”，這是對該條例“摸著石頭過河”未盡之處設置的補充性條款，是在《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頒布過程中立法經驗的總結。
該條例頒布意義有三：一是明確管轄區(qū)域為中東鐵路沿線鐵路用地，包括哈爾濱、滿洲里、綏芬河、博克圖、長春、穆棱、張家灣、滿溝、一面坡、安達在內的鐵路區(qū)域，在法律文本中首次廢除“中東鐵路附屬地”的名稱，由“東省特別區(qū)域”取而代之；二是從司法上確認該區(qū)域已被中國政府收回并行使司法權，法院隸屬民國法院系統(tǒng)；三是鑒于中東鐵路沿線外國僑民眾多，法院建設采取的一種創(chuàng)制性且過渡性的特別做法，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是新式法院中的“特別法院”，進而形成了涉外專門法院的特色。
事實上，《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雖為《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的重要補充，但仍停留在中觀規(guī)劃層面，具體落實之微觀問題尚不及規(guī)定。
四、執(zhí)行考：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建制與運行
《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的執(zhí)行方案最終落實為建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但特別法院的建立仍面臨著異常復雜的局面。從審判機構組建的角度看，接收原俄國法院及治安審判廳是一個事關中俄兩國外交的系統(tǒng)工程，阻力不僅來自武力干涉，也來自外僑抵制、外交干預，甚至還受當時中國的司法境遇影響。從司法人員組成的角度看，民國時期司法官本就不足導致許多新式法院的設立流產，而東省特別區(qū)還需要掌握中俄法律和外僑習慣風俗、具備涉外案件審判能力的法官，這無疑是難上加難。從司法制度的角度看，原中東鐵路附屬地內俄國邊境地方法院審判依據是適用俄國法律，新組建的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對俄人案件的審理（尤其俄舊案審理）應選擇適用俄國法律還是適用中國法律，建立怎樣的訴訟制度，具有相當大的挑戰(zhàn)。因此，司法權收回后組建司法系統(tǒng)尤其是建立合適的司法制度、選任合適的司法人員、適用合適的法律，不僅特殊，而且重要。
（一）組建“特別”機構并建立組織制度
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作為新式法院的代表，其設置機構多與其他新式法院相同，但亦為處理外僑案件設置了“特別”機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設高等審判廳與地方審判廳，兩廳設置機構大致相同，分別設有審判庭、檢察所和書記室。其中，審判庭下設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地方審判廳的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附設簡易庭和六個地方分庭，地方分庭是在按收原治安審判廳基礎上形成的。各審判庭均設有報到處，當事人來法院訴訟候審需要向報到處報到并登記。書記室下設民事科、刑事科、文牘科、統(tǒng)計科、會計科、翻譯處。另外，法院下設兩個登記處，是中國最早的公證機構。1921年9月，書記室為了方便當事人訴訟，增設問事處，指派翻譯官及俄書記官免費回答當事人的詢問。1926年8月，地方審判廳又結合涉外案件審理的現實需要，增設民事執(zhí)行處，以辦理強制執(zhí)行事務，保證民事判決的順利解決。
司法部為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中“特別機構”的運行，制定和頒布了相應的組織制度條例。1920年10月31日司法部頒布了《東省特別區(qū)法院編制條例》，1920年11月13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法院配置檢察官辦事權限大綱》，1921年3月2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清理俄人舊案處章程》，1921年8月4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清理俄人舊案處領譯文卷辦法》，1921年9月1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高等審判廳問事處規(guī)則》等。
特別要指出的是，與其他新式法院審檢兩廳分立不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審檢合署，地方審判廳和高等審判廳下設檢察所。根據《法院編制法》規(guī)定，各級審判廳均配置同級的檢察廳；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規(guī)定“高等審判庭、地方審判庭及分庭內各設檢察所”，1920年11月13日司法部訓令東省特別區(qū)域高等審判廳，頒布《東省特別法院配置檢察官辦事權限大綱》詳細規(guī)定檢察組織、檢察官職責等內容。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仿日本等國檢察制度，不另設檢察廳，這與以往審檢兩廳機構分離對峙、司法行政事務由檢廳支配的制度明顯有異，是為涉外刑事訴訟與國際化接軌的機構設置嘗試，1931年設立的上海特區(qū)法院同樣也是根據《關于上海公共租界內中國法院之協定》第5條在法院內設立檢察處，開展案件的檢察工作。
另外，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特設“清理俄人舊案處”，專門審理原俄法院遺留下來的大量的未能來得及審理完畢民刑事案件，同時公布了《東省特別區(qū)域清理俄人舊案處章程》（18條）作為俄舊案清理工作的規(guī)范性文件。組織機構上，“清理俄人舊案處”及其下設之檢察所作為審理俄人舊案專門的臨時審判機構，與其他審理新案的審判庭相對獨立，其“附設于東省特別區(qū)域高等、地方審判庭及各地方分庭內”，“設第一審庭、第二審庭”兩個審判庭，其中“第一審庭為獨任制，第二審庭為三人合議制”。人員薪酬上，清理俄人舊案處所有司法人員都是就現任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各廳庭推事、檢察官人員中遴員兼任，除了特派者外，司法人員兼職但不兼薪。管轄范圍上，俄人舊案處清理的是“已判決之案曾經提起控訴者”“已判決之案雖未提起控訴而依其本國法尚在上訴期者”和“未經判決者”。對于前兩項屬于已判決的案件，刑事案件由第二審庭作出終審判決，第三項屬于未判決的案件，刑事案件由檢察所偵查，然后再由第一審庭作出判決，判決可上訴至第二審庭，第二審庭為終審判決。判決后的執(zhí)行也在該處進行，只有“政治犯案件得酌免”。法律適用上，清理俄人舊案處審理俄人民事案件基本適用中國法律、條例和現行法規(guī)，不考慮外國人的民事法律規(guī)范和習慣；審理俄人刑事案件主要適用中國刑法，即“暫行新刑律”，但要考慮按照俄刑法處刑與中國刑法處刑不一致，且俄刑法處刑較輕時會酌情減輕刑罰至與俄刑法處刑相等。
（二）甄拔“特種司法人員”并配套司法官制度
為了避免外國人對新式法院的指摘，司法部尤其重視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人員選任。與其他新式法院相比，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除有推事、檢察官、書記官、承發(fā)吏、檢驗員、法醫(yī)外，還為涉外案件的審理配備有翻譯官、外國諮議調查員，共同形成了具有專業(yè)化、精英化、涉外性特征的“特種司法人員”群體。為了進一步落實“特種司法人員”的選任、薪俸、敘等，司法部專門制定了配套的司法官制度。例如，1920年10月31日司法部公布《甄拔特種司法人員委員會章程》、1920年10月31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外國咨議調查員任免暨辦事章程》、1920年11月15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咨議調查員辦事及任免章程施行細則》、1921年7月3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翻譯官條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翻譯官官等條例》《東省特別區(qū)法院翻譯官官俸條例》、1921年7月8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候補學習翻譯官津貼規(guī)則》、1922年2月20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司法官暨法院書記官敘俸簡章》、1922年2月24日司法部頒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承發(fā)吏考試任用章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承發(fā)吏考試章程施行細則》等。從上述制度規(guī)范和人員配備可以看出，特別法院的“特種司法人員”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特種司法人員甄拔的條件和程序嚴格，體現了對特種司法人員的專業(yè)化要求。1920年10月，司法部為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甄拔審理外僑案件的專門人才，制定并頒布了《甄拔特種司法人員委員會章程》16條。從條件上看，特種司法人員應是熟悉俄文、有交涉事務經驗、通過司法官考試、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司法人員，學問、經驗是審查的重點。特種司法人員甄拔的前提條件為：
（1）熟悉俄國情形，通曉法令，會在東省辦理交涉事務三年以上者；
（2）精通俄國語言文字而依司法官考試令，有應司法官考試之資格者；
（3）在歐美各國大學或高等專門學校修法政之學得有畢業(yè)證書者。
在符合上述學問、經驗、品行方面的資格審查條件要求的前提下，特種司法人員需要通過筆述和口試考察應變能力和運用知識的能力。筆述科目包括“現行新刑律、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關于司法之現行法令”，口試考驗的科目和具體內容“由委員長臨時定之”，常涉及俄國情況和交涉事務等內容。
筆者通過對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推事進行背景調查統(tǒng)計發(fā)現，推事中50%的人員曾有國外法學留學經歷，另外50%的人員接受過國內法學專業(yè)教育；推事的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最小的33歲，最大的45歲，正值人生判斷力與精力旺盛時期；各級廳長、庭長、推事的專業(yè)化水平高，有秉公執(zhí)法、清正廉潔的職業(yè)態(tài)度和嚴格遵照程序的職業(yè)理念，當時媒體評價：“各廳務異常整肅，所隸推檢人員承辦民刑案件，亦各秉公守法，深得輿論之贊同”“法警、法官、書記官、翻譯，都是特別精神，做事敏捷，手續(xù)清楚，有條不紊”，《濱江時報》還以“朱檢察官理案敏捷”為標題進行過報道，1923年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朱樹聲、李葆光等11人分別獲得過金質獎章和銀質獎章的政府嘉獎。說明了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特種司法人員專業(yè)性極強。
第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人員齊全精干，配置了較高比例的司法輔助人員，體現了司法官精英化發(fā)展的特征。以1922年為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推事（包括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和地方分庭）共31人，其他司法輔助人員121人，推事人數約占法院總人數的1/5，司法輔助人員占比遠高于其他新式法院，推事能從一般性的事務中解脫出來，從而提高業(yè)務水平、審判效率和審判質量。此外，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司法官薪俸頗高，還提供員工宿舍、免費乘車票等福利。
根據1920年修訂的《司法官官俸條例》規(guī)定，各地方之高等審判廳廳長“簡任五級至簡任一級俸”，高等審判廳推事“薦任十級至至薦任一級俸”，各地方之地方審判廳廳長“薦任八級至至薦任一級俸”，地方審判廳推事“薦任十四級至至薦任六級俸”，而根據1922年《東省特別區(qū)域司法官暨法院書記官敘俸簡章》的規(guī)定，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高等審判廳廳長“簡任三級至簡任一級俸”，高等審判廳推事“薦任五級至至薦任一級俸”，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地方審判廳廳長“薦任一級至簡任四級俸”，地方審判廳推事“薦任六級至至薦任二級俸”。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地方審判廳第二分庭推事郝樹寶的月俸340元，比同時期其他地方審判廳推事月俸高一倍，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司法官整體俸祿水平略低于京師，而遠高于各地方。
第三，由于東省特別區(qū)域受理的案件具有很強的涉外性質，為了保證涉外案件的順利審理，法院不僅配有翻譯官，而且“委用精通法律之外國人為諮議或調查員，以備咨詢”。為了規(guī)范和限制外國諮議調查員在司法案件審理中的權利，司法部分別于1920年10月31日和1920年11月15日頒布了《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外國諮議調查員任免暨辦事章程》14條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外國諮議調查員辦事及任免章程施行細則》11條。根據上述章程和細則，曾充外國法官和曾充或現充外國律師者可以遴選為外國諮議調查員。外國諮議調查員具有下列職責權限：法官與檢察官案件咨詢“陳述意見”的權利（第4條）；“隨時查閱卷宗”的權利（第5條）；在審判廳長或分庭推事認為必要于法庭辯論時“蒞庭”權（第6條）；“蒞庭”時向“當事人、證人或鑒定人發(fā)問”權（第6條）；判決前向法院陳述“蒞庭”意見權（第7條）；“列席會議制法院評議”權（第7條）；“拘提、逮捕或羈押外國人時”獲得通知并“陳述意見”權（第8條）；“視察拘禁外國人之看守所及監(jiān)獄”權（第9條）。外國諮議調查員具有下列義務：“就刑事案件所知悉之情形得報告檢察官”的義務（第10條）；遵守“回避”制度的義務（第11條）。外國諮議調查員接受咨詢的范圍包括：俄國法律之存廢及其解釋；俄國習慣；俄國宗教規(guī)律；俄國章程命令制度。
事實上，外國諮議調查員對什么樣的案件可以陳述意見，對該案件的什么問題可以陳述意見，主動權掌握在中國法官手中，這是諮議調查員制度的關鍵。特別法院借諮議調查員制度暫緩了涉外案件審判壓力，吸收了外國人審判經驗，了解了外國風俗習慣，為中國法院審理涉外案件奠定了基礎。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外國諮議調查員制度對上海華洋訴訟案件審理產生了重要影響。在1921年法權討論委員會會議上，余紹宋提出《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意見書》和寶道、狄谷提出《審理上海商埠中外人混合案件裁判規(guī)則草案》中均主張任用外籍司法人員擔任諮議。
（三）民國訴訟法的區(qū)域“試行”與“特別”法令之補充
1920年《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中，除規(guī)定以“東省鐵路界線”為地域管轄和“地方分庭與地方審判廳所設簡易庭受理第一審涉外案件，高等審判廳受理第二審涉外案件”的級別管轄外，并沒有具體明確規(guī)定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案件管轄范圍。1920年12月28日司法部電令“東省特別區(qū)域內華人與華人涉訟案件應由地方審檢兩廳”審理，同時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有“有領事裁判權國人民訴訟案件受理權”，1921年2月14日《東省特別區(qū)域內地方分庭設置地點暨管轄區(qū)域》規(guī)定了各地方分庭的地域管轄范圍，1921年5月26日，司法部電令進一步明確了無領事裁判權國人的案件由東省特別區(qū)域審判廳審理、無領事裁判權國人控告有領事裁判權國人的案件按條約進行領事管轄。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管轄權逐步明確為“鐵路界內除適用領事會審制度外的一切涉外民刑事案件”，管轄范圍較成立時呈擴大化趨勢，說明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運行效果良好，展現了中國的司法主權，同時也兼顧了東省特別區(qū)域撤廢領事裁判權后過渡時期的特點。
民國政府在繼承發(fā)展《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吸收借鑒域外訴訟立法最新成果的基礎上，先后頒行了《刑事訴訟條例》和《民事訴訟條例》，率先在東省特別區(qū)域試行，隨后推行全國。由于俄僑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要求標準高，訴訟程序法對司法權收回后司法制度建立影響關系重大，因此，訴訟條例率先在東省這一專門審理外僑案件的特別法院施行。在民國政府大總統(tǒng)令中有言：
民事訴訟程序關系甚重，現在東省法院甫經收回，俄僑喁望尤切，......應準將民事訴訟法草案自本年九月一日起先就東省特別法院區(qū)域施行......
《民事訴訟條例》《刑事訴訟條例》在東省特別區(qū)域試用的經驗為北京政府司法制度，尤其是程序法律系統(tǒng)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參照。1921年11月14日，民國政府將《民事訴訟法草案》《刑事訴訟法草案》更名為《民事訴訟條例》《刑事訴訟條例》，并在同日公布了施行條例，對兩部訴訟法的效力及其與其他法律的配套做出了規(guī)定，以配合條例的適用。按照1922年1月6日大總統(tǒng)令，此前僅試行于東省特別區(qū)域的《民事訴訟條例》和《刑事訴訟條例》，自1922年7月1日全國施行。
除了全國性立法的適用，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還擬定了“特別法”。民國時期，訴訟案件數量大幅增長，執(zhí)行難的問題加劇，為此，司法部在調研民事執(zhí)行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制定了《民事訴訟執(zhí)行規(guī)則》，作為全國各級審判廳辦理民事執(zhí)行案件的法律依據。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根據涉外民事判決執(zhí)行的需要，單獨擬定了《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民事訴訟執(zhí)行規(guī)則》，呈報司法部于1926年8月10日頒布，成為《民事訴訟執(zhí)行規(guī)則》外的“特別法”�！稏|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民事訴訟執(zhí)行規(guī)則》創(chuàng)造性地擴大了民事訴訟執(zhí)行人員的范圍，由《民事訴訟執(zhí)行規(guī)則》規(guī)定之“承發(fā)吏”擴大為“書記官、翻譯官、執(zhí)行員、承發(fā)吏”，提高了法院民事執(zhí)行的整體運行效率。此外，對于前俄法院審理舊案的執(zhí)行問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民事訴訟執(zhí)行規(guī)則》第5條還做了特別規(guī)定，“當時依外國審判、衙門之判決聲請強制執(zhí)行時，須經中國審判廳以判決許其執(zhí)行者為限，始得開始強制執(zhí)行”，保證了中國人與外國人間訴訟案件的公平公正。
（四）“審慎變通”的審理依據
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在審理外僑案件時嚴格依據民國法律、單行法規(guī)及司法部訓令，在司法實踐中遇到問題及時呈請司法部、大理院，經回復批準后，針對特別區(qū)域特點，在審理依據上審慎變通，彌補當時實體法和程序法的不足。
1.刑事案件以民國法律為主、司法部訓令為補充
從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司法檔案中的刑事案卷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審理外僑刑事案件所依據的刑事實體法主要是1912年《暫行新刑律》、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刑事程序法主要是1922年《刑事訴訟條例》、1928年《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和1920年《刑事簡易程序暫行條例》；單行刑事法規(guī)依據包括1920年《科刑標準條例》、1914年《懲治盜賊法》等。
特別要指出的是，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刑事案件審理中也有不宜適用民國法律的特殊情形。例如，盜匪案件不適用《懲治盜匪法》�！稇椭伪I匪法》規(guī)定，一經判決死刑，待上級核準后便立即執(zhí)行而不得上訴，考慮到外國人如果判決不得上訴必然導致外交事件，難免阻礙收回治外法權，東省特別區(qū)域高等審判廳呈請司法部，司法部訓令，“事關對外，似應融通辦理，擬請嗣后對外國人民一律免于適用該法，以示懷柔�！庇秩纾瑢τ跓o領事裁判權國人民刑事重罪的處刑問題。部分國家當時刑法已廢除死刑制度，1920年12月司法部呈報大總統(tǒng)，對被告所屬國未廢除死刑的案件可以判處被告死刑，對被告所屬國已廢除死刑的案件則酌情判處被告無期徒刑。應當肯定的是，在當時中外司法矛盾激烈的情況下，這一處刑原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1923年東省特別區(qū)域因“俄政不網，盜賊充斥”的治安隱患，在東省特別區(qū)域地方審判廳廳長朱樹聲呈請下司法部訓令“撤廢無領事裁判權國人民犯罪變通處罰辦法”，闊爾尼洛夫等殺人案就是第一例判處俄國人被告死刑的案件，該案還引發(fā)了當時社會各界的關注。
整體上，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通過審慎變通地適用民國法律、單行法規(guī)及司法部訓令審理外僑刑事案件，以依法定罪、從輕量刑為原則，審判依據詳敘于判決書理由部分，遇到疑難問題及時呈報司法部，對無領事裁判權國人重罪先“分別處刑”、后“酌處死刑”，體現了民國政府既“示體恤”又“堅信仰”的態(tài)度。
2.民事案件以民國法律與當事人本國法律、習慣兼用
相較于外僑刑事案件審理的“審慎變通”態(tài)度，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對外僑民事案件審理則更尊重當事人的“平等”“合意”“自由處分”等權利。從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司法檔案中的民事案卷看，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審理外僑民事案件所依據的基本法律主要是《大清現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1922《民事訴訟條例》、1920年《民事簡易程序暫行條例》等，其他民商事相關法規(guī)還有1914年《商人通例》《公司條例》、1922年《票據法草案》《不動產登記條例》等。
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外僑案件審理的特殊性，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審理外僑民事案件常以當事人本國法律、習慣為依據。例如，1922年拉倭石倪闊夫斯基遺囑案中關于遺囑效力的認定，就是依據1918年《法律適用條例》第21條第1款“遺囑之成立要件及效力，依成立時遺囑人之本國法”之規(guī)定，依照“俄國民法遺囑應用兩面紙書寫，并須證人兩人以上證明，做成遺囑時，遺囑人精神清爽，腦力充足，方始有效”，被告人呈出之遺囑，只用一面紙寫，雖在遺囑上載有三個證人，但此三個證人均不能證明做成遺囑時是否精神清爽，腦力充足，最終法院判決適用遺囑人本國法認定遺囑無效。又如，1922年獨拔洛霍夫訴物拉索夫期票案中關于利息的認定，就是按照俄人間民事習慣確定“按年利六厘給付利息”。
但是司法實踐中也常有影響重大的特殊案件，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通常呈報大理院，依據大理院的法令解釋審理案件，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呈請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發(fā)展。
例如，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審理的未登記不動產買賣、抵押糾紛案件。根據1922年《不動產登記條例》采登記對抗主義，東省特別區(qū)域內外國人因“登記僅對抗第三人”，所以多數人表現出“若無瓜葛，即不登記”的態(tài)度，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將這類案件呈報大理院，在呈請書中分析了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對抗主義和要件主義之利弊，建議《不動產登記條例》第5條改為“依法律行為而有不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依本條例應行登記之事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大理院于1926年11月批準登記要件主義原則在東省特別區(qū)域內“試辦”，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不僅依據大理院解釋審理了案件，同時還推動了不動產登記制度的發(fā)展。
又如，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審理的醫(yī)療責任糾紛認定案件。中西醫(yī)治療方法迥異，西醫(yī)遇到“非經解剖，無從救治”的情況需要得到病人親屬同意，國人往往與西醫(yī)認知存在差異。1925年東省特別區(qū)域高等審判廳呈請大理院解釋責任認定問題，呈報書中寫到“（一）與病人解剖時是否僅有病人書面同意（愿書）即足？（二）按照中國法律，中國人至何年齡為成年人，即至何年齡方有獨立出具書面同意（愿書）之權？（三）妻未得夫之同意，對于解剖時是否有權出具書面同意（愿書）？（四）如妻無此權，則妻患重病必須迅速解剖而其夫又不在場時，則將如何辦理？（五）如小兒病時，父親不在場時，則母親是否有權對于小兒之解剖出具愿書？（六）已達成年而未出嫁之中國女子，是否有權對于自己受外科療治時出具愿書？或必須父親之同意？（七）對于受病者因為病狀或傷狀重大受傷流血等之重癥時，是否應得患病者之同意方與治療等”，上述內容不僅涉及中西醫(yī)療習慣的碰撞，更是現代民事關系對傳統(tǒng)親族關系的突破，大理院在復函中明確了醫(yī)生提醒注意義務在先原則，承認了女性民事行為能力和法律地位，在司法實踐的促進下醫(yī)患雙方責任更加明晰。
整體上，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尊重當事人合意，在適用中國法律的同時兼用當事人本國法律和習慣，遇到新問題及時呈報大理院，大理院解釋對部分法律條文的修改不僅是司法實踐中的重要區(qū)域性嘗試，而且為這些法律規(guī)范在全國推行積累了先行經驗。
五、結論：近代中國新式法院的先行者
一部《收回中東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的貫穿，深描了近代中國新式法院中第一個“特別法院”的建制歷程。從宏觀層面《收回中東鐵路司法制度之臨時辦法》確定了收回中東鐵路司法權的總體方向，到中觀層面《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編制條例》明確了建立特別法院規(guī)劃，再到微觀層面一系列組織法令、司法官法令、訴訟法令的出臺和運行，特別法院在摸索中建制，成為近代中國新式法院的先行者，完成了中東鐵路司法權收回的歷史任務，推動了東北地區(qū)乃至全國法制近代化和國際化的步伐。
第一，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是收回治外法權的先行者
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設立為殖民特殊區(qū)域治外法權收回邁出了“第一步”，法院建設的目標是“內以固我國法權，外以博外人信仰”，經過創(chuàng)設機構、甄拔人員、建立制度成為了“規(guī)模較內地為大，法官待遇，亦視他法院為優(yōu)”的新式法院代表，在朝陽大學《法律評論》中給予“外人當信我具有收回領事裁判權之能力”的高度評價，為其后收回治外法權進程中法院建設樹立了樣本。正如司法部對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設立之評價，“終達收回目的，實為吾國收回治外法權之嚆矢，茲分志于此以為吾國之前途幸�！睎|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建制對上海收回租界治外法權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北京政府于1921年法權討論委員會討論“設立特別法庭代替上海會審公堂之辦法”提議建立上海租界特別法院，到上海特區(qū)法院建立，并設立了內設檢察所的法院組織，特別法院的經驗不斷積累。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成為民國時期收回治外法權行動中法院的第一個“對外窗口”。
第二，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是新式法院建設的開拓者
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建立起了具有新式法院特征的組織制度和司法制度�！疤貏e法院”納入民國新式法院系統(tǒng)；頒布了一系列規(guī)范性文件，實現了立法創(chuàng)制性的探索實踐；建立了較為系統(tǒng)化的司法組織運作機制，與“衙門司法”相比職權更明確、運行更高效；制定了“特種甄拔”“高薪俸給”的特種司法人員隊伍保障機制；實現了法院職權的擴張，審判權、司法行政權、檢察權配置逐漸清晰。這些都是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作為新式法院的典型代表的探索性實踐。
第三，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是法制近代化與國際化的推動者
自清末法制改革以來，我國先后引入諸多西方先進理念和制度。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無論從司法機構的設置、司法人才的選任到組織制度、訴訟制度、執(zhí)行制度的建立，既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內在變革，又呈現了國際化的特點。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作為中外司法交涉的前沿，深受西方司法理念的影響，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法制近代化水平遠高于其他地方，通過東省的率先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法制從傳統(tǒng)到近代的轉型和發(fā)展，具有進步性。同時，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互鑒的過程中，全國性立法《民事訴訟條例》《刑事訴訟條例》等新法在此展開區(qū)域試驗，實現了本土化與國際化融合過程中的制度調試。
第四，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是涉外法院、鐵路法院的探路者
學界一直認為我國鐵路法院是1954年仿照蘇聯模式建立的，是計劃經濟時期歷史的產物。但是，追溯歷史可以發(fā)現，蘇聯鐵路法院的模式是在鐵路修筑過程中建立鐵路管理機構、行政管轄機構和專門司法審判機構的產物，鐵路法院不得不打上中東鐵路司法治理的烙印。事實上，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是中國第一次建立鐵路區(qū)域的專門法院，也是第一次專門審理涉外案件的專門法院，這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也是無奈的嘗試。但卻為專門法院審理專業(yè)類型的案件提供了思考空間，也為當今提供了歷史法源的參考。
然而，必須要客觀地認識到，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的建制還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其一，制度設計具有臨時性、過渡性的特點。由于涉外案情復雜，中外法律沖突較多，經驗不足，還有領事裁判權的交涉問題，特別法院建制之初并沒有詳細的、系統(tǒng)的制度規(guī)范，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用臨時性的、有針對性的命令、電文進行調整和補充，雖然解決了燃眉之急，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缺少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其二，“先司法、后行政”的倒敘發(fā)展決定了司法治理的效果欠佳。一般來說，區(qū)域的發(fā)展順序應當是先建立行政管轄機構，再制定法律、執(zhí)行法律，但由于俄國領事裁判權撤銷后，北京政府亟需建立以俄國人為被告的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轄，東省特別區(qū)域法院在情急和無奈之下先形成了特別司法區(qū)域，后把該區(qū)域建設成為行政區(qū)域。這種區(qū)域“倒敘”發(fā)展的特殊性，決定了該區(qū)域行政治理乏力，較長時間段內觀察該法院的運行，行政供給力不足的現象就暴露出來。
雖然有諸多不足和缺點，但瑕不掩瑜，“特別法院”的建制嘗試是近代收回治外法權的嚆矢，為民國時期陸續(xù)在上海等地建立特別法院提供建制經驗參考，也為近代中國審理涉外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審判參考。